1月，乔巴山元帅逝世。5月，泽登巴尔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在赫鲁晓夫当政后的苏联扶植下，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取代达希·丹巴，“当选”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成为苏联利益在蒙古的政治代理人。
在政治上，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效法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做法，在蒙古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反对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元帅以及乔巴山时期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实行大清洗，将忠诚于党和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路线的同志排挤出去，而将其亲信安插至重要岗位上，逐步形成了“泽登巴尔政治集团”。 12月，泽登巴尔集团以“反苏”和“同反党的图木尔·奥其尔的活动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其内容上是一致的”等罪名，排挤和清洗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第二书记曾德。 1964年12月，泽登巴尔集团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洛呼兹等人开除出党。罪名是“要求蒙古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直接维护民族主义”、是“蒙苏人民钢铁般的兄弟友谊的敌人”等。
泽登巴尔集团在政治上依附于苏联，在经济上，泽登巴尔集团始而以大话愚骗蒙古人民，继而堕落为完全依赖于苏联和全面出卖蒙古的经济主权。 1961年7月，泽登巴尔领导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声称“在国家的各个经济领域，都已确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蒙古“已形成单一社会主义经济，进入建成社会主义阶段”。要“在不久的将来，使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一个农牧业－工业国，变成为工业－农牧业国。”
同年，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控制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对蒙古进行残酷剥夺与掠夺。1962年，苏联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成员国党代表会议上，强行把所谓“国际分工”，作为经互会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鼓吹“取消国界”，提出要“在国际分工广泛的生活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基础上……将相互补充和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经济－经营共同体。”6月，泽登巴尔集团经不住苏联的威逼利诱，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经互会”。蒙古丧失了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苏联通过经互会的“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完全纳入苏联的经济轨道，导致蒙古国家的畜牧业、工业、矿业、交通、科技、财政、贸易等国家和经济命脉，完全被苏联所操控。根据苏联的需要，蒙古只发展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蒙古的大量矿产和外贸等资源被苏联变相掠夺；蒙古工业成为苏联的附庸加工车间。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进入蒙古的各个部门，参与各项经济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以及监督蒙古使用苏联贷款的情况。苏联“专家”甚至有权否决蒙古政府部长所做出的决定。蒙古人民共和国由是沦为苏联的经济附庸。 6月，泽登巴尔领导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加紧推广苏联的“新经济体制”和“先进经验”，宣布将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农牧业转向工业，提出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济领域、政策、意识形态工作，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苏联更加紧密地接近，这是加速蒙古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的方针。规定在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新的计划体制和新的经济刺激体制”。
在泽登巴尔集团统治时期，受苏联新殖民统治和经济的影响，原有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畜牧业濒临破产，燃料和工业原料严重依赖从苏联进口，国内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蒙古的国民经济处于日益恶化的状态之中。在军事上，泽登巴尔集团紧跟苏联军事战略的需要，允许苏联军队长期驻扎蒙古及部署针对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1960年起，追随苏联对华政策，开始不断扩充军队。 1963年，泽登巴尔集团继续紧跟苏联军事战略需要，蒙古人民军军队数量日益增加，战后原已撤销的部队被恢复，以摩托化部队取代步兵，新建导弹、雷达、防化等部队，军费开支从2.9%（1590万美元），上升到14%（1.14亿美元）。同时，对武器装备进行改进，将征兵年龄放宽至18～29岁。并相继与苏联签订了《蒙苏双边军事条约》、《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和《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等军事同盟条约。蒙古由此沦为苏联的“被保护国”与军事基地。1965年，重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军形成事实上的对蒙全境的军事占领。蒙军作战部队营以上和边部总队以上，由苏联驻蒙军事顾问接手指挥权。蒙军指挥员丧失指挥本国部队的权利，完全听命于苏联军事顾问。蒙军全部被苏军控制，变成了为所谓“保卫苏联”义务服务的雇佣军。在苏联对蒙的军事控制下，泽登巴尔集团“领导”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附属国”地位进一步确立，并成为苏联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
在国际事务中，泽登巴尔集团积极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摇旗呐喊，吹捧赫鲁晓夫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和赞同苏联提出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总路线”。20世纪60年代，中苏政治紧张关系对峙时期，泽登巴尔集团站在苏联一边，为苏联摇唇鼓舌、擂鼓助威，追随苏联，猖狂反华，大肆攻击中国不遗余力。言辞之激烈而尖刻。1960年，苏联在布加勒斯特组织围攻中共代表的会议，泽登巴尔集团积极参与其中。 1月，泽登巴尔发表讲话攻诋中国，称中国共产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7月，授意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8月，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者”，诬蔑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形象。9月，在莫斯科发表记者访谈，攻击中国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充当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急先锋。12月，领导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炮制通过《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反华决议，使蒙古国内反华言论达到高潮。
同时，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上，泽登巴尔集团紧跟苏联步伐，对中国大加指责和攻击，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极力维护和附和苏联的建设，与苏联等国家积极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加以责难。 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为泽登巴尔追复其党籍。10月，时任蒙古国总统巴嘎班迪签署命令，恢复泽登巴尔原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其“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