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满的婚姻
原配夫人程季淑（1901年——1974年4月30日），祖籍安徽绩溪，1927年2月与梁实秋结婚。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梁文茜；次女（夭折）；长子梁文骐；四女梁文蔷。
程季淑出身名门，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已深深为对方吸引，北平的一些优雅场所几乎都印下了两人的足迹。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
1974年，美国西雅图，梁实秋和程季淑幸福地安度晚年，然而，4月30日，梁实秋和妻子到市场购物，临街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落在程季淑身上。她因伤势过重，离开人世。老伴的死，对梁实秋是个沉重打击，他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最新版《槐园梦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2、古稀突发忘年恋
续弦韩菁清（1931-1994），生于1931年10月，父亲是一位巨贾，后移居上海。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
71岁的梁实秋在妻子故去半年后应邀来台，于偶然中认识小他28岁的韩菁清。见面第二天，他就按她头天提供的住址，大清早站在她的楼下向上仰望，进到家门后与她畅谈了一个下午。此时她已敏感觉察到他对她的一脉真情，但她想阻止这场爱的滋长，于是当他们再次相晤时，她对他说“我想为你做红娘。”“我爱红娘。”
自从相识，梁实秋每天都与韩菁清在一起，或者谈文学艺术，或者道国事家常，或者一起吃饭、散步……梁实秋率先向韩菁清表白心意，经历过爱情的风风雨雨，爱情于她，是个甜蜜且又痛苦的字眼。然而，她已过了满脑子幻想的年龄，横亘在她面前的最大障碍，是梁实秋已71岁了。她明白爱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可他已到了古稀之年，戴着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又患了严重的糖尿病……
与她相比，梁实秋一往无前，攻势甚猛。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信，当面递到她手上。面对她的犹豫，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于化开了韩菁清所有的理智关隘。那段日子，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丧妻的抑郁一扫而光。
因为妻子死于非命的索赔诉讼需要处理，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独守闺房的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梁韩之恋在梁实秋返美之后，突然成为台湾岛的“新闻风暴”。《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韩小姐年轻美丽，为何允嫁七十多岁老翁？图名还是图财？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着“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对梁实秋来说，这是一份与生命相关的爱情。他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么？你知道么？……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梁实秋不满足于纸短情长的情书。他拿出一生办报纸副刊的本事，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提着一箱书信，飞过太平洋，去台湾缔结他们的“宿缘”。婚礼那天，梁实秋竟比新娘子还光彩照人。他的礼服是韩菁清选的，是一身玫瑰色的西装，配着一条橘黄色的花领带，胸前插着一束康乃馨，手上戴着韩菁清送他的戒指。梁实秋不拘俗套，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后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后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
晚年梁实秋耳聋加上又犯有糖尿病，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她悉心照顾着他的起居，为了给他提供更安稳的环境，趁他飞回美国与女儿小住的空当五年间竟搬家三次。她每晚下厨为他煲汤；她搀扶着他从一条小巷穿行于另一条小巷；他们在家养猫，权当是他们的孩子，共同地爱。
偶尔有争吵，大多因他误食有害健康，于是她大吵大闹，生气时跑进洗手间，他则在门外唱起那首他们平时常唱的歌《总有一天等到你》，不一会又压低嗓子装出悲痛欲绝的音调唱起那首《情人的眼泪》，直到她弯身笑着走出那扇门，直至两人一起欢快地笑出眼泪———他们爱的细节呈现着大片葱绿，并非秋黄。 他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曾委婉的斥过冰心散文，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梁实秋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
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说，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梁实秋一再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并且在梁实秋看来，不但创作的主体只能是极少数的天才，就是鉴赏文学也是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艺术自有许多的等级，所以艺术的鉴赏亦有很多的等级。”对于一般民众的文艺要求的满足，梁实秋给他们安排了说书、唱戏、通俗文学作品等艺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能理解这样的作品，他们也只对这样的艺术感兴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梁实秋看到了不同的艺术主体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梁实秋的错误在于夸大了天才等英雄人物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和接受中的作用。 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从人性善恶二元构成、善对恶的适度节制、天才才能洞察绝对真理三方面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但梁实秋拓展了绝对真理的范畴，强调普遍人性，更偏重实践理性。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从以前的浪漫倾向和唯美倾向转到传统的、古典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由于白璧德的思想为梁实秋反思了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也由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而梁实秋思想中的传统观念比较浓厚，这为梁实秋认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
梁实秋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文学要表现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人性论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说到：“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在这里梁实秋说明了文学价值之所在。他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是否表现了时代精神、革命理论、传统思想而在于它是否表现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正是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确定了他的文学目的就是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正如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超验存在显露自身的一种独特方式，艺术与存在的真理原本同一。这些对现当代世界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关于文艺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文艺要显现普遍性，要显现无限和超越存在的真理，梁实秋所说的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和他们的理论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其基本思路与他们是相通的，这就是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的现代意义所在。 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不是鉴赏，而是判断。他说，“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之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这个普遍的固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梁实秋说：“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标举。”接下来，梁实秋分析了批评的目的：“文学批评根本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否定。”换言之，批评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对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作价值判断，指出哪些作品是伟大的，哪些是低劣的；另一方面，批评家还需指出这些作品哪些是符合伦理的，他们又是如何符合的。梁实秋所说的伦理，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梁实秋一生都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他说，“儒家的伦理，在我看来，大致是不错的。”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文学批评家才能够做到，因此，梁实秋认为，只有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