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裹小脚，文化水平低，不苟言笑，这些都是后人贴给朱安的程式化标签而已。作为个体的人，朱安也有自己的悲欢喜乐。
佛说人生有七苦，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生老病死”之苦，人人不能豁免；后三种“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却因人而异。作为鲁迅的妻子，朱安一生都在这三种痛苦中挣扎，把一个旧时代女性的悲剧演绎的淋漓尽致。
朱安的父亲朱耀庭只有一子一女，她也是父母的心头宝。站在朱耀庭的立场来看，他们对女儿可谓尽心。当时绍兴地区女孩子都缠脚，否则嫁不出去。在朱安六七岁的时候，父母就给朱安裹了小脚；少女时期，传授她读《女儿经》：“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父母骂，莫作声”。他们让朱安牢记这些东西，希望女儿日后能讨得夫家欢心。
那时周家已败落，日子越过越落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受科场舞弊案的牵连，在杭州大牢里被监禁了八年。周家不断地变卖家产，设法保住他的性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已病逝，鲁迅的母亲苦苦支撑这个家。
朱安是一个宜室宜家的好女子，两家也是门当户对。鲁迅母亲鲁瑞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朱安，打定主意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1899年，周家和朱家缔结了婚约。绍兴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说法，朱安二十八岁的时候，朱家不想再拖下去了。于是鲁迅母亲把儿子从日本骗回来成婚。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朱安和鲁迅举行了婚礼仪式。朱安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等了周树人七八年，从二十出头到年近三十，漫长的等待几乎让她绝望。不时有风雨传进耳朵里，说周家少爷在日本娶了妻子。退婚对一个女人来说，名声尽毁，是没有人家再会要她的。她也隐约听说周树人对这桩婚姻不满意，但她牢牢地记住了长辈给她说的那句话：“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抱着这样的决心，朱安才等到婚礼的这天。
结婚那天，朱安在鞋子里塞上棉花，假装是大脚的新娘；鲁迅也在帽子下面装上假辫子，装作是有辫子的新郎。妻子讨好丈夫，丈夫讨好母亲和乡邻。这桩婚姻一开始就这么累——带着虚伪的面具，被父母乡亲摆布。
鲁迅在新房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开始就住书房了。婚后没过几天，鲁迅带着弟弟周作人去了日本。这对朱安来说，太残忍。她有没有跟娘家诉苦？有没有和婆婆诉说？答案是不会。她牢记女人的行为道德准则：侍奉公婆，讨他们的欢心；对丈夫的感情要克制，隐忍，即使在婚姻里受了委屈，也不能说“不”；无论丈夫富贵贫贱，要从一而终地支持。
此时周家的几个女人，各自挣扎在各种不幸里。鲁迅的继祖母蒋氏，婚后不久丈夫就纳妾，她常年独居，唯一女儿难产死去，蒋氏了无生趣，终日与佛经为伴；周家祖父的妾室潘姨太太，丈夫死后，合家不容。潘氏一张字据，脱离周家，和一个小流氓走了，下落不明。鲁迅的母亲，也是守寡拉扯几个孩子。
这些周家女人的命运，落在朱安眼里，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命运不济”。朱安把自己的一生押宝在周家。能生下儿女，熬到婆婆的地位，就是最大的圆满；如果不能，只能怪命运了。
1909年8月，鲁迅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回到了绍兴。朱安对丈夫的回来，还是很高兴的。俗语说”久别胜新婚“，然而连新婚燕尔的喜悦都没尝过的朱安，怎可能从丈夫那里尝到久别的欢喜之情？
在朱安眼里，丈夫是一个好人，他不纳妾，不抽大烟，彬彬有礼，从不打骂她，可他就是不喜欢她。偶尔，丈夫也跟她交流，但他说的事，朱安不懂，这让她很自卑。自卑之下，便默默地忍受。朱安什么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夫人的地位被动摇。
在北京住的时候，一次在鲁迅母亲的寿宴上，朱安穿戴整齐出来，给亲友们跪下，说道：“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大先生不理我，但我也不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母。”
然而，心灵并不相通的两个人，一方越是用力，另一方越是反感和厌恶。朱安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丈夫眼里，她只是在捍卫作为夫人的地位，博取大众的同情而已。这种博取同情的代价，就是把丈夫推到大众面前，接受公众的审判和批评。妻子赢得了同情，丈夫则输了舆论。这对鲁迅来说，是令人反感的。他说：
“中国的旧式妇女也是很厉害的，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连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说，朱夫人在家中是得到大家同情的。鲁迅的母亲和亲友们都不能理解，为何这么好的妻子，丈夫会不爱。
多数时候，丈夫和她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朱安喊丈夫起床，鲁迅会答应一声“嗯”；朱安喊丈夫吃饭，再得到一声回答“嗯”；晚上丈夫睡觉迟，朱安睡觉早，她问一声：“门关不关？”这时丈夫才会回答一声：“关”或是“不关”。
为了尽量减少交流，鲁迅想出一个办法，把一个柳条箱子的底放在自己床下，里面放着换下来要洗的衣服；箱子的盖子放在朱安房间的门口，里面放着洗好的衣服。这样一来，连话都不用再说了。
朱安对丈夫的照顾无微不至。在北京生活的时候，鲁迅病倒了，胃口弱。朱安每次煮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粥糊，到稻香村买来糟鸡，熟火腿，把这些好菜都给丈夫吃，自己却不吃这些。她和丈夫在家里近乎零交流，即使在吃饭这样的事情上，她也是通过察言观色来得知丈夫的饮食喜好。鲁迅不说这道菜是好还是不好，她就只能从饭菜剩余的多少来判断丈夫的喜好。
这样的体贴入微也有翻船的时候。一次鲁迅的学生来做客。夏天很热，学生直冒汗。朱安给两人端上了两杯热茶，又送去两碗冒着热气的藕粉。鲁迅无奈地对学生说，既然端上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朱安作为女主人，十分卖力地尽责任，但是吃力不讨好，她的这份付出，并没有被丈夫认同。她一直在幻想，总有一日，丈夫会感动她的付出，和她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即使再不济，让她生下孩子也好，等她老了，可以避免周家那几个女人的悲惨命运。
但对于鲁迅来说，没有爱情的婚姻，身体上的接触是罪恶的。朱安在盼着孩子，鲁迅则打定主意不会在这段婚姻里有孩子。
在北京生活的时候，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却各过各的，住在不同的房间里。朱安想生下孩子，简直不可能。有一次，朱安说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鲁迅不是不喜欢孩子，他只是不愿意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生孩子而已。
1919年，鲁迅刚到北平，就在公用库八道湾买了一所大房子，把母亲和弟弟们都接来同住。这处房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间大。这里面隐藏着鲁迅的一个小心思：这么大的空间，可以作为运动场和儿童的乐园。他喜欢弟弟的孩子们，希望侄子侄女们在这住的开心，玩得好。在鲁迅的心里，弟弟们的孩子就如他的孩子一般。
丈夫对别人家的孩子很好，他对孩子是喜欢的，但他永远不会和朱安生育后代。
一年冬天，鲁迅还穿着单裤进进出出。鲁迅母亲看不下去了，她责备朱安说：“难怪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棉裤。”朱安马上给丈夫做了一条新棉裤，放到他的床上。没想到丈夫并不领情，他把新棉裤给扔出来了。
朱安看来，这只是丈夫的习惯而已。从在日本留学时起，鲁迅就养成了冬夏都只穿单裤的习惯。所以朱安在心底会把丈夫的行为解释为“习惯”，但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超越了她的认知。
鲁迅曾说过：“一个人独身的生活，是决不能往安逸方面想的.......” 他冬天也穿单裤，也有压制性yu的意思。苦行僧般的生活，鲁迅自1906年和朱安结婚起，到1926年，过了20年。对朱安来说，也是“守寡”的二十年。
鲁迅认为，爱情是纯洁的，既然婚姻里没有爱情，就不要有身体上的接触。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生下孩子，是不道德的，所以他宁可禁欲，也不会碰妻子。他能给朱安的，只是物质生活上的供给。这一点可以碾压徐志摩了。想当初徐诗人嘴里呼喊抵制包办婚姻，视妻子如空气，却让张幼仪生下两个孩子。徐诗人生而不养，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两个儿子给前妻。
但这件事站在朱安的角度来想，则大为不同。她所求的， 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有孩子，有父亲，有母亲。至于爱情，她努力过，得不到她已经认命了。但对于孩子她还是期盼的。一方面源于传统观念”无后为大“，作为鲁迅的夫人，她没有为丈夫生下儿子，她把这归罪于自己；另一方面，她很担心自己老了后，没有人赡养。
至于第一个担心“无后为大”，周海婴的出生证明了她的担忧是多余的。
鲁迅担任北京多所大学的教员，来家里拜访的女学生越来越多。她们穿着黑色布裙子，或者旗袍搭配着针织衫，剪着利落的短头发，和鲁迅侃侃而谈，这些女学生从内到外都透着落落大方的气质。而朱安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大襟短衣，挽着几十年的髻，颠簸着小脚进进出出。在女学生面前，朱安是自卑的。女学生们打量她的目光里充满同情。
其中有一个女学生叫许羡苏。每当许羡苏来到家里，朱安给丈夫泡好的茶，许羡苏会亲自端到鲁迅的房间里。她来做客，很晚了还没有离开。鲁迅担心她回去路上不安全，通常会叫一个常来拉车的黄包车夫，把许羡苏送回学校。
作为女人，朱安是敏感的。她对新女性天生排斥；但丈夫是新时代的男性，他对新女性是欣赏的。
在这些女学生中，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最为亲密。朱安看见丈夫亲切地拍打许广平的头，目光里充满爱怜。许广平经常借住在鲁迅家中，鲁迅会亲自为许广平剪头发。
在做了二十年有名无实的夫妻后，1926年，鲁迅和许广平去了上海。那时朱安不知道，她将永远失去丈夫了。
鲁迅和许广平同居的消息最初是鲁迅的弟媳羽太信子告诉朱安的。朱安不知道怎么接纳丈夫和许广平的关系。鲁迅写信给朱安，给她寄了自己和许广平的照片。她心里失落，无助，不知和谁倾吐。许广平很快有了身孕，全家上下都很高兴，包括以前一直待朱安亲如女儿的婆婆鲁瑞。此时的朱安，反而没有了女人的嫉妒，她心里十分高兴许广平能为丈夫生下孩子。
那一年，朱安年过五十，已经没有生育的可能。她心里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要成孤魂野鬼了。如今丈夫有后，按照老家的规矩，那么她也是孩子的母亲，能享受作为嫡母的荣耀。既然她死后都是周家的鬼，那么周海婴会给她送终，下葬，烧纸祭奠，清明寒食，都少不了一份儿子的孝心。
在她的观念里，许广平是妾，但丈夫不这么想，许广平更不会这么认为。周海婴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上海，受新式教育长大，他的观念里，妻妾制度是罪恶的，落后的。如果他把朱安奉为嫡母，岂不是打了自己反封建父亲的脸？朱安的愿望，注定会落空。
朱安第一次以鲁迅夫人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鲁迅的葬礼上。她一身素服，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那年朱安已经五十八岁，她的名字和照片首次出现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报纸上。对于她来说，开始即是结束。公众刚从报纸得知一代文豪的夫人，而一代文豪的夫人已经准备谢幕了。丈夫去世后的朱安，后半生比前半生还凄惨。
鲁迅生前，要养两个家：一个是上海的许广平母子，一个是北京的朱安和母亲鲁瑞。鲁迅过世后，许广平请求把鲁迅作品的版权委托给她。鲁迅母亲同意了，朱安没有不同意的理由。对于她来说，一生都是为丈夫活着，只要有利于丈夫的事，她没有不同意的。此后她和婆婆的生活，全仰仗许广平寄来的鲁迅著作的版税。
然而，随着1937年北平的陷落，物价飞涨。上海也陷入”孤岛“状态，许广平和儿子在上海的生活也陷入困顿。鲁迅作品的版税也时时有延误，从上海往北京汇钱也变得极为困难。
1941年6月11日，婆婆鲁瑞去世。朱安为周家三兄弟侍奉了他们的母亲37年。婆婆是她在周家唯一的交流对象。自此后，她孤身一人在北京，无亲人，如一叶孤舟，独自飘荡在这乱世。鲁瑞去世前，嘱咐周作人，要负担长嫂的部分费用。周作人最多时给她每个月二百块。然而这笔钱连最低生活水准都维持不了，那时一百元才能买一个烧饼。周作人给嫂子出了个主意：出售鲁迅的藏书。
得知朱安要卖鲁迅的书籍，许广平出来阻止，鲁迅的好友内山完造也给朱安写信，请求她不要出售鲁迅的书。
对朱安来说，卖丈夫的书是迫不得已的下下策。那时她的生活已经陷入只求温饱的状态。一碗稀粥，几块酱萝卜，窝窝头或者霉豆腐，就是她的一餐，仅能果腹而已，营养更无从谈起。面对前来劝阻她售书的人，朱安一言不发。她的倔强里面有着说不出的酸楚。对于一个生计没着落，没有儿女赡养，又没有赚钱能力的寡妇来说，谁能了解她内心的酸楚？但凡生活能将就下去，她是不会卖掉丈夫的书籍的。
当她了解到上海中断给她汇钱的原因是，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了，海婴也生病了，花费了一大笔钱时，她马上转变了态度，放弃了售书的想法，只是请求他们把周海婴带到北京来，让她看看。但实际情况是，周海婴从来没来北京见过朱安。朱安对这个名义上的儿子，一直是通过信件来了解的。
周海婴后来说：“我知道在她（朱安）心里，是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来看待的。”
朱安把自己对子女的企盼，化成浓浓的母爱，全放在了周海婴身上。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朱安在北京住的房子，房契上写的是周作人，周建人和朱安三人的名字。她怕房产会被抄没，便把自己的那一份转到周海婴的名下，为海婴留下一点家产。
长久的清贫生活，朱安的身体一日比一日糟糕，常常喘息，吐血。对于后期 社会 各界捐给她的钱，她说，没有上海方面的同意，她不会接受。
朱安所指的上海方面，主要是指周海婴。现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寡妇了，”夫死从子“，就是理所应当的。丈夫在世时，听从丈夫的安排；丈夫去世了，那么就要听从儿子的安排。
她的晚年异常凄苦。许广平和周海婴住在上海，对她的处境也是鞭长莫及，照顾不到。她唯一的快乐，就是和许广平通信，和周海婴通信，在信里，她一次次请求海婴寄照片过来，慰藉她作为母亲的思念。
人生的最后三个月，朱安病得很重。许广平不时寄钱过来，但对朱安这样一个旧式女人来说，最悲惨的是死前没有子女在身边侍奉。只有鲁迅的学生宋子佩和表兄阮和孙偶尔来探望她。那时朱安已经病入膏肓，肾病，胃病得了个遍，全身浮肿，喘不上气。
人生总要谢幕的，尤其对朱安来说。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她的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奉献，所求的东西，少之又少。死亡，也是一种解脱。至少死亡把她从“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至于她最后留下的遗言，要和鲁迅葬在一起，众人都觉得不可能。最后只能把她单独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既没有和丈夫合葬，也没有陪婆婆葬在一起。死前她希望每逢七日，有人给她供水饭，至“五七”请和尚给她念经。这些都是她一生最看重的旧习俗，但她并没有亲生子女，也不会有人认真为她操办这些事。
她一辈子最怕的是成为孤魂野鬼，却最终成了孤魂野鬼。
求爱不得，求子不得，死前没有人侍奉，她凄苦的后半生，哪一桩不比死亡可怕？到死那刻，她也不明白，到底是谁造就了她这么凄苦的命运？无论是父母也好，丈夫也好，婆婆也好，许广平母子也好，他们对她都不错，她的悲惨，不能算到他们的头上。她的一生是被摆布的，痛苦的，却找不到要怪罪的人。
朱安不知道的是，她的丈夫，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鲁迅在这桩婚姻里，挣扎过，他的痛苦不比朱安少。鲁迅的小说写了那么多女人的悲惨，她们一生被人摆布，死于无爱，但鲁迅从没有忘记过这些女人们的不幸。鲁迅和朱安生活了二十年，朱安的不幸和痛苦，以及挣扎，鲁迅看得真真切切，他小说中那些女人们，多多少少有些朱安的影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才会理解鲁迅作品的意义。他用手中的笔，替她们呐喊，批判，唤醒心中沉睡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