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车战中的绝佳杀器——
诞生于3500年以前的青铜戈,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同时也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兵器。它可啄、可推、可勾、可砍,在古代沙场上所向披靡,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享有“铜戈一出,谁与争锋”的荣耀岁月。
最早的青铜戈出现在3500多年前的夏朝。一直到秦代,戈都是战场上的主要兵器,通常由戈头、秘、秘帽和鐏组成。戈是沙场上当之无愧最重要的兵器,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当时的作战方式决定的,车战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作战方法,而戈的独特构造决定了它是最适合车战的兵器。
戈前部伸出的戈头,上下有刃,聚成尖锋;戈头的下部延长成胡,胡上也有刃,和戈头的下刃连接成弧形;后部为内,内上有孔,供装戈柄时系结之用。挥戈时,其尖锋啄击的力量比用矛直刺要大得多。而援、胡连线所经过的半圆形区域都是杀伤范围。戈还可以往回勾拉,这个特性更是当时其他武器所没有的。
特别是在车战中,敌我双方的战车只在互相错毂时才能交手,战机稍纵即逝,用戈勾啄更成为最有效的格斗方式。
战国中晚期发展到顶峰——
从二里头文化期到战国末期,戈的形制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二里头文化期,青铜戈形制比较简单,那时的戈像一把稍宽的剑,整体作长条形,戈头狭长,无上下阑,内的后部呈齿状形,便于用索固定在戈秘上。
其外形很像是从刀演变而来,只不过这把“刀”被绑缚在柄上,增加了在战场上的杀伤力。商代早期的青铜戈承袭了二里头文化的风格,但有了便于绑缚的上下阑。戈头较前期更宽一些,尤其是戈头的下一侧近阑处宽侈而略下垂。
商代晚期是戈发展的重要时期。青铜戈的样式很多,其中,出现了这个时期最富有创造性的戈—条形短胡戈,戈头狭长,有胡,阑也比较长。这种形制的戈可以说是正宗的戈,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它成为青铜戈的主导形制。
到了春秋时期,戈的形式越来越多,更富有杀伤性,一直到战国中晚期,青铜戈的发展到了顶峰。内部开始开刃,锐利的开刃赋予了内部较大的杀伤力,内除了固定戈秘外又有了新的作用,同时,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战国青铜戈的戈头也有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较为平直的戈头变得长而狭,并在戈头中部束腰,进一步强化了戈的勾割功能,增强了戈的杀伤力。
汉代随着骑兵的发展和炼铁工艺的提高,青铜戈最终退出了战场,汉墓中虽偶出青铜戈,但大多装饰华丽,非用于实战。
融入成语成为战争代称——
戈作为中国特有的青铜兵器,影响甚至超越兵器本身,渗透到古代文化礼仪中。戈在商周之时不仅用于作战,还用于各种礼仪活动,甚至有专为陪葬制作的明器戈。
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陪葬有玉戈39件、玉援铜内戈2件,其中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嵌绿松石玉援铜内戈,戈援前部为玉制,基部及内为铜制,插接成一体,明显不是用于实战之戈。
西周时期是青铜戈最为流行的时期,戈成为一种文化元素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文字和习俗。我们在西周铜器铭文中经常可以见到手持铜戈的武士形象。
另外,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男性墓葬中常见随葬戈、盾的现象,且戈经常被人为地砸弯和折断,这种将兵器毁坏之后再随葬的风俗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毁兵”葬俗,在这里戈成为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仪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汉族礼制汇编。内容涉及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在《仪礼》的记载中,戈也常被用作礼仪仪仗,如:“君至..小臣二人执戈先。二人后。君释采入门。主人辟。”
后来鉴于戈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古人常常用戈来指代战争,比如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成语“大动干戈“同室操戈“倒戈相向”等,可见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