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楼上所说的革命、民主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只不过引进之后赋予了新内涵
晚清从日本引进了很多，以下为摘抄
在“西学”的翻译与传播中，留日学生翻译日译西方名著和日文著作，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不仅带来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还带来了各种各样、大量流行的“新学语”（新名词）。诸如：国际、同民、公仆、经济、财政、哲学、社会、权利、人格、人权、主权、反动、革命、共和国、君主立宪、文明、文化、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治、政党、民法、法人、法定、法学、抗议、金融、物质、精神、保证、批判、批评……，在各种文献上几乎俯拾皆是，连“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出版高名凯、刘正埮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认为“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言的词都是通过日语转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留日学生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一是将一些新词由日文直接引进，便利了翻译，也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形式。如今天仍然流行的“人权”、“人格”等；二是将过去由英文或法文等译过来的词汇参考日文重新改订，使译词简明准确，用起来方便。如“德律风”，改用日文的“电话”，“德谟克拉西”，改为“民主”；“塞因斯”，改为“科学”；“狄克维多”，改为“独裁”；“葛朗玛”，改为“文法”。
历史上，中日两国文字差异较小，日语吸收了大量中国词汇，因此，引用日本外来语就使中国人有一种亲切感。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呼啸东来，使中日两国都面临一个更新词汇问题。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创造的一些新词“物竞天择”、“逻辑”等曾为日本人所接受，后来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后走在了中国之前，留日学生又从日本引进新词汇。这种交流，在辛亥革命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语言学家研究表明：“现代汉语中的意译词语，大多数不是中国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来的新概念，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102对这种翻译现象，王国维当年就有这样的观点：“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因此，采用日人之译名，有两大便利：一是“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二是“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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