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曾国藩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出生普通耕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老子在《道德经》里主要描述了曾国藩的处事哲学——不露锋芒。道是不可名状的，是深渊的、精湛的；它不露锋芒，神光内敛，纯朴如尘。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也是道的精髓的一种体现，藏锋的关键不是藏身而是藏心。曾国藩就是如此，尽管他一直站在第一线，但是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于“安全袋”中，做到藏心即藏身。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开始崭露头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的肱股之臣。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天京，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其中就暗含着谦让之意，尤其是在裁撤湘军的问题上，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得更为明显。倘若不裁湘军，恐怕功高震主，最终引火上身。如果裁撤湘军，自己手里没有军队，那么就会任人宰割。就在这时，曾国藩想到了李鸿章的淮军，他认为李鸿章与自己有师徒的情谊，假如能保存淮军，那么自己也就有了靠山。于是，曾国藩叫李鸿章的淮军按兵不动，然后奏请朝廷裁撤湘军。
曾国藩攻破天京之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七月初七，他又上了一本奏折，里面说道：“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理由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而这完全是个借口，实则为了明哲保身。
占领天京后，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大概有十二万人。不过，左宗棠的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呈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之前，江忠义、席保田所属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指挥；鲍超、周宽世所属两万余人到达江西以后，随即也被编入沈葆桢的麾下；余下的只有曾国荃率领的五万湘军，而这些人也正是朝廷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自己身边的这五万湘军开始进行裁撤。曾国藩先是留湘军将领张诗日麾下的一万余人驻守江宁，让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一万五千余人抵达皖南地区，裁撤了主攻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宾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余人。
同治四年（1865）正月，曾国藩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围剿捻军，当时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时候立下大功，因此在湘军中有极大威望。清政府对他也十分忌惮，因此曾国藩无奈之下，在裁撤湘军的时候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军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了。
早在裁撤湘军之前，曾国藩就曾写信给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的意思很隐晦，只有李鸿章才能明白他的苦衷：朝廷对手握兵权的湘、淮将领怀有猜忌之心，舆论又推波助澜，朝廷欲杀之而后快，如果湘、淮二军一并裁撤，那么日后曾国藩一定任人宰割，如果保留淮军而裁撤湘军，则对清廷可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窥见了清廷的真正意图，又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于是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李鸿章深知此时军队关乎天下之大计，而淮军的兴衰更是关乎个人的宦海浮沉。因此，李鸿章致函给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撤湘军而保留淮军的决策。
曾国藩在官场中不露锋芒还表现在他的激流勇退上。
曾国藩晚年的时候，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但又不能不做。用他的话说，“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让，尚非良策也。”其间，李鸿章听说曾国藩打算辞官，写信给他。
这件事曾国藩思考良久，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一来，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说自己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帝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处境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晚节和清誉，有可给自己带来体恤皇上的名声，可谓一箭三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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