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问题出的很难，完全可以作篇大论文，要查阅的资料特别多，要求的视野也很广，其实 你问的，从某个意义上讲，是我们民族的性格塑造、走向和民族的命运。
儒家思想向来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你很难说什么东西就是儒家的，什么不是。孔子“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一路走一路学，什么弹琴啊，开车啊，杂七杂八什么都学，然后吸收为己有，最后号称“六艺”在身，还修订了《诗经》、《周易》等等，并且周游列国为其理想奔波了一生；但是直到死，他也没留下属于他自己的系统的学术著作。我们今天如果要探寻儒家思想的根源，必然追到孔子，但我们看到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就是个糊涂账，他一生所学甚丰，却最终没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具体的不自相矛盾的主张留存下来。也许以孔子看来他只想博学以修养自身，实现家国理想，并没想到立言立学于后世，只不过学问名气大了，来求学的人也多了罢了；他的教学也没有系统课本，而是言传身教，生活小事，只言片语，目的是引导学生感悟生活，结合实际去修养自身。可以说在孔子眼里，没有教条，没有绝对权威的理，他是实用的谦逊的善于思考的，他培养的“七十二贤人”，也都是在孔子引导下结合自身经历修养成贤，继承了博学善思的优点，却很难说有两个思想见解完全一样的人。孔子的伟大，正在于这种循循善诱，博学善思，勤奋执着，宽以待人；晚年的他应该已经到了一种学问人格交融完美，思想圆满通透的境界，他自称为“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偏执，能包容一切，为后世读书人留下一个难以逾越的神话。但我们也看到，在他的影响下，儒家思想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主张。
由于孔子死时儒家思想并未成形，留下的也只有零散的语录似的只言片语，而孔子的弟子们见解不一（这是孔子培养的结果，孔子主张不禁锢思想而主张发散思想兼容并包），于是各自解读，各自游说诸侯，产生了见解各异甚至矛盾尖锐的儒家八派。延续两千余年一直至今的儒家正统之争、真伪之争的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由于孔子并未留下太多具体主张，所以可改造的余地非常大。
这一时期影响较为深远的有两派，一派是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他具体化了孔子在政治上的主张，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治国和改善民生的方法，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理想化的近于信仰范畴的主张，比如“义”，比如“大同”，比如“民贵君轻”。我认为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留下的学问和学说可谓大而杂，如果将其打包起来定义儒家（其实儒家本身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应该有两个范畴三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六艺”，也就是诸如音乐、骑射、起卦、礼仪、算数等一些学问，再一个是“术”，也就是方法论，涉及为政之法、为人处事之法、治学之法、治家之法等等非常丰富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当然也包括一些权谋倾向的内容，以上两个都属于“儒学”；还有一层，就是理想和操守，属于信仰范畴，早在孔子时期就提出过诸如“仁”、“恕”、“孝”、“悌”这类理想，并推崇颜回的高风和曾皙的随性，曾子也提过“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希望，孟子将这类理想具体化、系统化、理想化，并赋予了天下的视野，有了“天下大同”的抱负，“舍身取义”的操守，“威武不能屈”的傲骨，“民贵君轻”的仁者情怀，并最终升华为信仰的高度，成为历代忠臣贤相和读书人心灵的支撑，如果说中国有儒教，那么大概肇始于此，实际上是儒学的信仰分支宗教化的产物，这与后学及统治当局的引导和补充修正有关。孟子这三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儒家从此真正成型，同时也是理想主义与实干主义的完美典范。
另一派是荀子，荀子稍晚于孟子。刚才说到儒家分儒学和儒教两个范畴，儒学里面除了“六艺”之外，还有“术”，讲的是为政之法、为人处事之法、治学之法、治家之法等等，而荀子正是这方面的大师。荀子不像孟子一样理想主义，悲天悯人，荀子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通过后天的规矩去约束，人的学问也是靠后天努力学来的。他批评孟子“伪善”，与其势不两立，这当然与时代变化有关，战国末期进一步加剧的残酷黑暗早已使最后一点“仁义”的信仰崩塌。荀子继承了儒学尤其是儒术并将其发扬光大，当然包括了很多权谋的东西，却摈弃了儒教（信仰）的范畴，使其充满了理性和功利的色彩。
学术界一直有个困惑，为什么荀子是儒学大师（甚至有种说法叫儒家的集大成者），但却教出了韩非和李斯两个大法家，严刑峻法崇尚权谋，二者大相径庭，是荀子的儒学大师定位错了，还是韩李二位欺师灭祖呢？其实韩非李斯的严刑峻法正是对荀子所谓“规矩”在“君王立场的实用主义”指导下的进一步修正，而权谋，也是来自儒学之术，来自荀子。那么儒学里的权谋又来自何处？来自老子！来自当年孔子向老子的拜师求教，与《道德经》一脉相承！有人或许更困惑，儒家仁义有权谋都已经够震惊了，道家无为，竟是权谋之祖？！其实读过《道德经》的人应该感觉到，《道德经》的种种“无为”最终还是要“有为”，所谓“不争而善胜”最终不还是要争，“不争”只是手段，为了麻痹敌人，避其锋芒，最终立于不败，也就是“装傻充愣”最后“扮猪吃老虎”嘛，这不就是活脱脱的权谋么。这段往事，在鲁迅的《故事新编》里有过细致描述和调侃，大家可以看看。老子，孔子，荀子，韩非，由道入儒，由儒变法，其实是一脉相承，步步修正完善的结果。我是一周前推出来这个结论的，当天晚上竟发现《史记》里“老子、韩非”是放在同一个列传，有许多人困惑，而我却感叹“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有人说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我认为他不是，因为他的世界观与孔孟大相径庭，他只继承了儒术而没有继承信仰，只继承了方法论而没有继承世界观，我定义荀子是儒家的修正者，他开了儒学实用主义者的先河，粉丝众多，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实说到这里儒家的脉络开始清晰了，孟、荀两派，孟派儒家仁义信仰突出，荀派儒家则崇尚实用权谋，一左一右，依我看来，后世儒生无不出这两派。两派之中，孟派继承孔子比较全面，当属儒家正流，属于左派，一般说儒家也默认孟派；荀派缺失了儒家世界观部分，突出儒学儒术，属于右派，严格来讲不认为是儒家正宗，统治者也这样宣传，但影响很大。
法家本源自荀派儒家，在战国末期的统一六国中声名显赫，但也在秦朝的暴政中声名狼藉，汉武帝后，后世统治者和官员很少有自称法家的了。但统治者却也看到了法家治国的威慑力以及权谋之术的必要，法家虽死，但统治阶级对于铁腕和权谋却一直没有放开过。他们用老子那学来的“虚伪”，给法家披了一层孟派的外衣，并不断加强对礼的修正。可以说汉以后，除了偶尔有道家或法家甚至佛家的人物，统治阶级基本是儒家的，至少自称是儒家，而且是孟派，区别就在于有的是真儒家，有的是外儒内荀，有的是外儒内法。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多统治者，尤其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外儒内荀（苛礼）或者外儒内法（峻法）。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儒家人物，不管左派右派，都精通儒术，精通权谋，区别在于用不用，什么时候用，用在什么地方，是为了天下用还是为了自己用，是否会滥用。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儒学是利器，但如果没有信仰的驾驭，完全可以成为魔的。
所以谈论儒家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儒家”就是个大皮子，理想多一点还是实用多一点，儒家这一宝库都有足够的能量供给，历史沉浮、盛世乱世中，真儒家，假儒家，修正儒家，林林总总形形色色，都打着儒家的大旗，干着自己的事情，从而影响着历史和社会，并写进了民族的基因中。
纵观两千年来的历史，总的来讲，王朝初建到盛世时期，理想会多一点，真儒家会占主导，而王朝中后期到末世，到乱世，实用会多一点，右派和假儒会占主导；强盛的富裕的地方政权真儒家主导，落后的贫瘠的地方政权则以假儒为主；宋以前的历史趋势是儒家渐趋理想，趋完善，统治者渐渐趋于真儒，这在南宋到达高峰，元以后则儒家渐趋实用、保守和教条，甚至由于外族作风的影响加入了一些野蛮的成分，儒家只剩一层教条般的皮子，虚伪地掩人耳目。
其实历史一路走来，抛开历代庙堂之上的宣传，儒家的命运一直跟历史浮沉，跟着历史产生侧重。儒家是学问，是信仰，但历史毕竟是人的活动堆积而来的，而人的活动轴心还是统治阶级，历史总是先用强权建立政权，再有治理之说，而建立政权的时候，大多是出自私心而野蛮的。建立政权后，出于统治需要，或为了宣誓正统稳定民心，或为了笼络士子，或为了社会经济建设，而吸取了一些儒家的东西，并套上了儒家的外衣。开明的时候会施仁政用贤人，而很多时候则以儒家之名行暴政之实。
官员士大夫阶级也是人，什么时候都是真儒假儒鱼龙混杂，其实平心而论，假儒一般都居多，也就是实用派儒家居多，因为荀子说的对，人都是自私的。君王开明的时候，会重用真儒，从而压制了右派，这些人一般会成为历史上的贤臣贤相，但随着国家安定，假儒会自然而然的在官僚系统中扩散开，这是自然的人性使然。儒家的官僚系统中大多就是实用儒学的官僚，精通权谋，对上阿谀对同僚争斗对百姓蒙骗剥削。
到了后期，应着历史的的发展，君臣一台戏，皇帝对孔孟累册累封，尊为先师甚至神灵，士大夫则逐渐演出一套道德约束，称为“礼”，对民间软硬兼施，以加强统治。明清之后进一步禁锢僵化，儒家诸多禁区近乎窒息，在礼之外，更重于考据扯皮等无聊透顶之事。
而民间呢，民众分为两种，有家学和无家学。有家学的大多是逃难或者没落的士大夫之后，而且渊源大多久远，多在唐宋，这一类很多时候的确做到了诗礼传家，聚族而居，重视祠堂，并一再强调“读书”和“为善”，有一部分人还具有家国抱负，或者光宗耀祖的期待，这是儒家孟派在民间的典型代表。而大多数民众其实是无家学的，他们耕着一亩三分地甚至无地可耕，挣扎在贫困线上，遇到乱世更是朝不保夕，人在这种处境中为了自保是非常实用非常自私而不择手段的，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是“人相食”。他们没办法读书，接触到的儒家实际上是“礼”的部分，那是统治者的强加，也是人与人之间用作相处底线。他们无信仰，也无家学修养，求神拜佛也是各种特别有针对性的雨神、龙王、土地，不灵就不拜了，全是一副实用的嘴脸，早期的话只为三餐一宿，荒年各自逃荒倒也简简单单，但封建后期“礼”的加重和僵化，结合苦难的生活，“礼”的观念最终被印入民间，欺负女性，各种对“不吉利”的“苦命人”的欺辱，无非都是对自己遭遇苦难的一种自私的埋怨、分锅和发泄，所谓各种隐忍虚伪之道，也是出于自保自私，在争夺资源或和保全利益中的手段。所以说，除开那些有家学的没落贵族可能有一些儒家意识外，中国民众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儒家思想。他们以实用为主导，主动或被动吸收了一些儒家“礼”的部分，而且是“礼教”而不是信仰，是实用的僵化的，用以自保或打人；明清以来随着封建发展炉火纯青和文化的传播，儒学中的儒术权谋和民间百姓的“耍心眼之道”终于殊途同归，互相交融强化，最终形成了中国民众实用主义儒家，儒为脸面术为里子的性格内核。
这样看来，无论君王、还是士子、还是百姓，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自身利益为主导，选择性地利用着儒家的东西，他们将儒术融进了血液使争权夺利炉火纯青，又用“儒教”的仁义装裱得道貌岸然行走于世，美其名曰礼。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证了政权的安定，社会的发展，自身的保全，但由于没有信仰的支撑，实用主义最终越走越窄，越走越保守，一步步将自己推进深渊，应了李斯、韩非的宿命，出来混始终要还的；可悲的是，权谋和虚伪深深写进了民族的骨髓中，直到现在都幽灵般阻碍着民族的进步，葬送者民族的精英，困扰着每个人的生活。只有一小部分的君王、士大夫、有家学或有良心的民众，真正继承了儒家的家学，并艰难地践行着儒家的信仰，是真正的儒家，民族的脊梁，也是未来民族的一点希望。
回到楼主的问题，说到底，儒家思想只是工具，它博大精深包罗万有，本身却不该背负任何罪名，因为历史的主角是人，事情是人做的，责任也应该由人去负，更何况儒家的世界观，仁义信孝悌之类的，就是现在看来，尽管有局限，但大体上还是好的是善的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更何况真儒家从来不是大多数，伪儒家才是主流。明清以来的步步深渊，近代以来的黑暗和悲剧，民族心灵的扭曲和丑恶，真要追责，要拷问的，要砸的，不是”儒家“，是人，是那些当权者士大夫的私心私欲，是你们祖先的私心私欲，这是根本，他们利用了儒学，用儒学为它的发展推向极致。我们要砸的首先是那些帝王和官僚，但拷问祖先，可能他们会一脸委屈茫然，”为了生存和繁衍“，这就是历史的命运，其实一切悲剧，在那几次灭族似的游牧民族入侵，在蒙古人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已经注定，野蛮战胜了文明，从此民族只有悲剧。我们更要拷问自己，自己披着道德的外衣干过多少虚伪的事情，自己究竟有多自私多野蛮。顾城说过，“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所谓儒家思想，同样的学问同样的道德，真儒家是拿来自律和济世的，而大多数人是用来夺利和砸人的，一句话工具在你手中，命运也在你手中。
如今，再也没有人逼迫我们”仁义礼教白首穷经“，也再没有”为孔老二鼓吹招魂“的舆论之忧，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公开遗产，可以自由的学习辩论体会。我们发现，儒家远非”仁义道德“那么教条，里面有理想、有思想、有方法论，还有音乐、诗词、算数、周易等等博大的学问，尽管历经千年存有糟粕，但我们这一代是完全有自信和能力去吸收精华分辨糟粕，最后为己所用的，关键就在于你的心是自我的狭隘的还是理想的社会的，最终的学习和感悟还是会大不一样。
楼主所担忧的民族前途的问题，恨不得将儒家的东西从头到尾一洗而尽，你今天完全有自由对带儒字的东西不读不碰、批评谩骂，但我觉得不必甚至无益。民族精神深入你我骨髓，真正的魔还是我们的私心，而环境是温床。其实就大众来讲，进步是他的命，真要步步倒退也是历史的命运，希望在于随着社会的富裕，有了物质保证，在进步文明的影响，及统治者的引导下，普遍的社会和家庭教育会趋向于公利而非功利，一点点洗涤那些与生俱来的被儒术推向极致的自私保守和权谋作风，中华民族性格里那些精彩的保守、自私和权谋将慢慢得到控制。实在不行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命。
至于个人，那么就好办多了，有家学的家族教育儿孙无非两点，”读书“和”为善“，读书就有见识，有天下视野，为善就是帮助控制自我的欲望，学会不忍和双赢，完善人格同时帮助他人，其实多坏的时代都不乏这种个人和家族，只不过大多数人不宣传不看重罢了。这种个人和家族的自我控制从何而来，还是环境，家庭环境、从小的教育、家风。如果您的家庭并没有给您这些，就只能靠日后的读书和觉悟了（不指望学校），但如果您现在已经有这个意识，能面对世俗主流价值观的压力，慢慢自省、洗涤、培养也是可以的。而儒家会是一个挺好的参考，因为孔子尚中庸，儒家内部相互制衡，世界观正好可以制衡方法论，完善人格；当然我不建议你一根筋的钻，要多看看现代科学，有理性思维，进得去出得来，让所学跟上时代，跟上如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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