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是我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是著名学者梁启超的长子.
（一）中国人要写自己的建筑史
梁思成作为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他是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建筑这个领域里，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遗憾地是始终没有对它们进行科学的总结和研究。梁思成于1931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从此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中去。1934年，梁思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他第一次将繁杂的古建筑构造、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与分析，对清式建筑各部分作法、制度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投影图绘出清式建筑构件、装饰彩画详图，使人们对多彩的古建筑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感叹上而获得科学的认识。
1940年冬季，营造学社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在李庄这几年里，梁开始较系统地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综合性研究.正是在这基础上的1942年，梁思成开始写著《中国建筑史》。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与文献资料第一次按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都作了叙述，对各时期建筑特征作了分析比较。梁思成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几大特征，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分析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未达到的高度。为了便于外国人认识中国古建筑，他还编著了英文的《中国图像建筑史》。
1946年10月，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耶鲁大学请梁思成讲学，梁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东北大学任教时写的中国雕塑史书稿，以一个中国人自豪的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国外学术界极大的钦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授以他名誉博士学位。哈佛大学东方美术教授雷尔高度赞扬，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是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引用梁的成果，称梁思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宗师。这些成果自然离不开营造学社的集体，刘敦桢，也是中国建筑历史理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十多年来同梁一起领导着学社的文献研究和调查工作。学社人不多，在十多年里积累了如此丰富的资料，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使中国古老建筑这一东方文化魂宝，得以拂去身上的尘埃，重显光辉于世界文化之林。
（二）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奠基人
梁思成一辈子从事古建筑的研究，同时也一辈子在从事着文物建筑保护的工作。他调查古建筑，从历史、艺术、科学诸方面去发现、揭示它们的价值，正因为具有这些价值，因而同时也提出保护这些文物建筑的意见和措施。
1932年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论文中，梁思成专门写了“今后的保护”部分，他提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之办法。而此种之认识及觉悟，固非朝夕所能奏效，其根本乃在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同时又具体地主张：“愚见则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之后，在对杭州六和塔、曲阜孔庙的考察和修葺计划中都提出了保护的原则和具体修缮意见。
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了需要保护的古建筑项目，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根本谈不上保护。抗日战争后期，当美国能够对日本本土实行轰炸时，梁思成在重庆向美国驻华使馆写信，呼吁要保护日本奈良、京都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使它们免遭破坏。从梁思成个人来说，他的全家受尽了战争之苦，林徽因因此失去了健康，林的亲弟弟是空军飞行员，在对日作战中牺牲，还是梁思成去办理的后事，他当然希望日本受到打击，早日结束战争。他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日本这些建筑珍宝不仅是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理应受到保护，这就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所以日本人民称梁思成是保护日本文物建筑的恩师。
1948年，清华大学所在地海淀区得到解放，这时解放军四面包围了北京城，一旦与傅作义将军的谈判失败即将武力攻城。正当梁思成、林徽因因怕攻城毁坏了北京古城而忧心忡忡时，由张奚若教授带两位解放军干部至梁家请梁在北京地图上标明必须保护的古建筑位置，他们对梁说：为了保护民族的古建筑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梁思成十分激动而愉快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同时带领建筑系教师很快编出一本全国重要古迹的名单，并注明他们的重要级别，送交中央以便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使它们得到保护，这份名单成了新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建筑保护项目的蓝本。可以说是梁思成与林徽因谱写了新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第一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定为首都，梁思成知道，北京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他当时担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及时与规划专家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他们主张将政府行政中心建在北京古城的西部另成新区，这样可以避免新旧矛盾，以便能够将北京古城较完整地保护下来，这是根据世界许多国家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当时也有专家根据解放初期的国情主张利用古城建设。梁、陈建议没有被采纳，于是在北京城内开始了新的建设，因此拆城墙、牌楼等等一系列对文物建筑的冲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面对此情，梁思成四方呼吁，写文章做报告宣传古文物的价值，提出城墙可利用作为环城公园，开豁口以利交通等等保护的措施；他力排众议，亲自找到周恩来总理成功地保护住了原来决定要拆除的北海团城。
上世纪60年代，文物建筑的保护整修工作日益开展，梁思成在考察了赵州桥和正定一些古建修理工作之后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在文中，他明确地提出“整旧如旧”的主张：“我认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为我们的原则。这在重修木结构时可能有很多技术的困难，但在重修砖石结构时，就比较少些。”
综观梁思成的言论与行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一系列主张与理论，这就是：
梁思成提出不仅要保护单栋的文物建筑，而且也要保护它们的环境。对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建筑群体甚至一座古城，也要作整体性的保护。
梁思成提出在整修古建筑时，一般应该“整旧如旧”。在整修工作中应该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必须保持古建筑的原来外貌。
梁思成提出对古建筑的复原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必须由懂业务的专家负责，在充分研究并了解该建筑原貌的基础上，做出多种方案比较，方可进行。
梁思成提出：保护文物都是为了古为今用，但用之之道，多有不同。
1964年5月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第二届历史古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为“威尼斯宪章”。这部宪章总结了世界各国在保护古建筑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有关历史古迹定义、保护、修复、发掘等方面的原则与纲领，这些内容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
值得注意的事，在这部宪章中提出的：古迹保护包含着对一定环境的保护；修复中可采用有关的现代建筑及保护技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修复的前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等等原则都和梁思成的主张完全一致。这自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梁思成对中外古代建筑的价值都有深刻地认识。无论在美国留学，在欧洲考察，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时，他都密切注意和研究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站得高，看得全，想得远，因此，他提出来的主张必然带有普遍性，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有的主张并不与《威尼斯宪章》一致。例如宪章规定在修补古迹缺失部分时，修补部分须区别于原作，就像我们在罗马见到的斗兽场和一些古迹的柱子那样，斗兽场用砖或其它材料修补部分与原来的石料有明显的区别；一些石头柱子的柱头、柱身有损坏用砖填补后外观上也保持明显区别，这就是修复工作中的可识别性原则。但梁思成却主张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他十分赞赏山东观音寺砖塔的修法，缺损部分用旧砖实砌，新旧浑然一体，他认为，基本上保持了这座塔的风格和个性。在孔庙修葺中，如果用了新材料而给参观者得到与原材料极不同的印象，他也认为是应该极力避免的，这可能是梁思成根据中国传统审美观念而提出的主张。
实践证明，梁思成是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不但在理论上具有世界的水平，而且在实践上还是一名勇敢的斗士。他始终盼望着有一部既符合世界文物保护先进理论、又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宪章——北京宪章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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