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节选
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 二、 黄仁宇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以及我对这些解释相应的驳斥 如果说，以上的部分，大多是引用黄仁宇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阅读过黄仁宇著作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那么下面的部分，就是和黄仁宇观点的分歧所在了。 分歧就在于如何对明代的这三个事实做出一个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代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以及在长时间内，税收不但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多，反而有所减少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明代晚期税收负担实际上低于明初的情况，增加税收的阻力变的如此巨大。 1、黄仁宇的一些看法 前两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如何看待明代的财政制度,可以放在一起说。黄仁宇的看法是明代的财政制度并非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并非是前代制度的自然延伸，而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他看来是一种巨大的退步！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了这点 比如和唐朝比，明代的财政制度不如唐朝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对唐朝财政管理的研究中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管理机构仍是相当原始和简单的，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财政机构职能的不断专门化。在第三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制度专门化在新的专门化的权威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常规组织之间引起紧张状态。相比较而言，16世纪的财政管理一点也没有显示出这样明显的分期。总体看来，明代行政管理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产生类似的制度变化 ”[32]p353 和宋朝比，明代当然也不如。 “毫无疑问，明代大财政管理不如前朝。即使在宋代，财政官员就已经发现要不断调整政策以利经济增长，这样可以在不增加人民税负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的收入。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早于一条鞭法500年，就已经将民众之役折成现钱来征收。国家反过来逐步提高铜钱生产，这样税收中不断增加的对货币的要求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宋朝不断地利用它的财政手段来达到它的经济目标。即使在蒙元，田赋最初也是按照铜钱来估算。当国家需要粮食的时，就依据铜钱反向进行折算。这也有助于保证财政帐目的完整统一。然而，明代几乎全部抛弃了这些策略与手段。在唐宋两代，财政管理趋向于专业化，在明代，盐务官员名声不佳。”[32]p421 所以明代的财政管理制度和以前的朝代完全不同，甚至连蒙元都不如，显然不能用历史延续来解释 “很清楚，明朝与以前各个朝代制度相似其实是一种误解。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象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象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了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32]p426 怎么来看待黄仁宇的这个观点？首先应该承认，黄仁宇说明代的制度实际上和前代有很大的不同，并非是传统的延续，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他把明代财政制度的这种变化，概括为退步，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正确。但如果认识仅局限于此，而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没有看到这种表面的退步实际上是由于社会的进步甚至是过度的进步、超前的进步导致的结果，则就失之于肤浅。对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做更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妨先放一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宇认为明代是“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确实明代政府基本上没有从工商业中获得什么收入，但这其中的原因远非仅仅是因为“忽视”，真实的原因比这要深刻的多。另外一点，明代政府没有从工商业中获得收入，也并非是因为明代工商业没有得到发展，恰恰相反，明代的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超过了任何以前一个朝代的。把政府从工商业中获得收入同工商业发展的程度直线式的挂起钩来，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武断下结论，未免把历史看的太简单了。在后面，我们也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既然明代的财政制度并非是前代制度的一个自然延续，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退步，那么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把黄仁宇对此的论述总结一下，无非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朱元璋的个人的原因；第二是所谓的重农心理，保守心理或者所谓的儒家观念，总而言之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吧。 关于朱元璋个人方面的原因， 黄仁宇是这么说的 “洪武皇帝是以简陋的财政方案来实现其目标。王朝的建立者无意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在国内，他满足于农村简单朴素精神的统治”[32] p053 “洪武皇帝反复强调为了纳税者的利益应该减少国家的开支，并谴责以前历朝主张财政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的理财专家，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宋代的王安石。”[32]p288 “明朝制度另一个特点是其管理能力有限，这是开国者有意的设计。洪武皇帝生性多疑，他将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但只是泛泛的集中，缺乏深度。他无意改善财政运作，……因此，从一开始，财政管理就显示出简单、生硬的特点。“[32]p418 “朱元璋所创立的组织机构不切实际，运转不力，而且流毒之深，回天乏术”[32]p420 从这些言论看，黄仁宇很大程度上把问题归咎于朱元璋的个人因素。他一面鼓吹所谓的大历史，另一面在具体解释历史的时候，仍旧不得不乞灵于个人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思想矛盾和混乱的地方。如果以朱元璋个人之力真的能够左右整个明代将近三百年的财政制度，那么这与其说是对朱元璋的贬低，不如说是对朱元璋个人力量不适当的过度赞扬。 很显然，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解释历史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它很难解答一些疑问，正如黄仁宇自己所陈述的那样，唐代的财政制度也好，宋代的财政制度，一开始的时候都相当原始简单，工商业赋税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的比例都是相当的少，那为什么这些朝代在这以后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使得财政制度不断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能够不断提高工商业税收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没有理由认为，明代仅仅因为朱元璋建立了简陋的，不切实际，运转不力的财政制度，在以后的几百年的时间就不能做出改变和调整！实际上，朱元璋建立的制度有许多，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多久就被他的子孙后代抛弃了。 应该承认，朱元璋是少数几个当皇帝不仅是为了满足权力欲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的人物，他出身平民，这一点对他所实行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他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竭力建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他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角度出发的结果，严惩贪污这些都不必说了。农业低税，商业税更低，尽可能减少官员数量，实行乡村自治，把政府职能也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及严禁官员下乡干扰民众等等都足以说明这点。但必须看到，朱元璋实行这些政策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因素的作用，而是有更宏大的背景，更深刻的原因，否则这些政策是不可能维持两百年以上的。这个背景和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后面会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至于黄仁宇所谓的洪武皇帝生性多疑，所以“将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但只是泛泛的集中，缺乏深度”之类的言论则只能看成是毫无逻辑可言的生硬附会。且不必说所谓的“洪武皇帝生性多疑”不过是一派胡言，试问就算真的“生性多疑”，这与“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宋代的财政职权比明代要高度集中的多，又是哪个皇帝多疑的结果？至于现代国家，政府的财政职权更比古代政府要集中的多，那又是谁多疑呢？而黄仁宇在详细分析中所指责的也不是明代“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而是集中的程度还不够，效率还不够！ 接下来看黄仁宇认为造成明代财政制度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农村经济观念，或者所谓的重农心理，保守心理或儒家思想， “明代统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农村经济观念,这是16、17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保守性的,这是一个时代错误。”[32]p1 “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用作用。在西欧效果，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迅速推动了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却无法实现如此迅速而深远的变化。……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32]p2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普遍认为低税收必然对纳税人有好处，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明代的例子就显示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税收收入的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分的管理帝国的资源,这样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不利.16世纪资金不足导致许多政府职能的丧失.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方面是金属货币和户口食盐钞制度……”[32]p56 “全部财政机构深受帝国建立者经济思想的影响，也就是受到节俭的意识和‘认为’利本身是一种罪恶的观念的影响。商业营利思想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和国家这种观念发生冲突，而且必然受到压制。同时，国家必须克制‘国富’观念，因为国富必然意味民穷。虽然这个正统的经济认识受到以前历朝的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推崇，但似乎从来没有象明朝这样忠实地加以遵守。”[32]p288 “官员没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指征收商业税）兴趣。部里的官员仅作为份内之事完成责任，而省级官员却把征收工作看作是本地区的财政负担。普遍的反商业思想阻碍了官僚提高商人的利益，拓展他们商业活动的空间。无论是对日常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没有人试图使得货物在内陆水运网中更加方便的流通。对于大宗货物和零担货物运输的税收没有进行区分……”[32]p304 怎么来看待黄仁宇的这些说法，明代之所以实行商业低税政策，难道真是由于所谓的保守观念，农业经济观念，反商业观念，儒家观念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而并非是建立在严密的分析基础上。 一方面黄仁宇通过自己的研究，澄清了一些事实，纠正了一些偏见，另一方面，他自己本人仍旧是陷在传统偏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研究之前，事先就已经认定了一个结论，中国既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那么这种落后的源头就一定要到中国的传统中去寻找，一定要到中国文化自身的根源中去寻找。保守的，小农的，这些廉价的名词漫天飞舞。结论既然早就认定，那么无论找到的事实如何，就都可以不管不顾的附会到预定的结论上去。于是相反的事实可以用来支持同样的结论。 就拿对明代的认识来说，一些滥调说法通常就是明代是一个高压专制的社会，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私人经济的发展受到政府的严厉控制，完全干预之下，商业的发展始终在政府的管制监督之下，并且政府还横征暴敛，对工商业施加沉重的负担等等诸如此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明朝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是一个反商业思想控制下的社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研究应该说在事实层面上**一些流行的习以为常的看法，黄仁宇在书中自始自终指责明代的始终是政府的赋税太低，对私人经济控制的太无力，对商业的发展过于放任自流，缺乏有效的管制。这样的指责应该说和流行的对明代的指责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但奇怪的是，这似乎却不妨碍黄仁宇在最后的结论上保持和传统流行的看法一致！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有些荒诞的情形，完全相反的事实被用来支持一个相同的结论。 如果一个中国的朝代，对工商业征收的赋税很重，政府的私人经济的发展控制的很严密，干预的很厉害，这会被作为中国重农抑商的证据而提出来，说是政府的严厉管制，政府施加的沉重税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顺利发展（尽管公认的事实，一直明灭以前，中国始终是世界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如果一个朝代（比如明朝）对工商业征收的税收很轻，轻到甚至可以忽略的地步，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无力控制无力干预，那么这同样可以被作为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证据而提出来，说是政府既然主要从农业中征收赋税，这表明国家对商业根本不重视，根本轻视，政府对私人工商业不加以管理控制，则说明政府不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反商业思想导致的结果。 相反的事实支持相同的结论，尽管这看起来很荒谬，但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最真实的现象。 这些研究者似乎从来不考虑他们拿出来充当论据的事实和他们想要得到的结论之间有什么矛盾。 结论是早已经预定好的：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思想根深蒂固，反商业思想根深蒂固，所谓的保守心理传统心理根深蒂固，中国的统治者以及士大夫都是反商业思想的忠实执行者，都是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西方人自然天生神明，早有远见），中国的儒家思想就等于农业思想，和工商业的发展势如水火等等诸如此类。剩下要做的就是去搜罗中国古代的一些事实，至于这些事实具体如何全然不要紧，要紧的只是这些是事实，然后用怪异的逻辑，似是而非的论证，把这些事实同他们预定好的结论牵扯上关系，如此这般就算大功告成。就算心得意满的完成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就算解答了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没有实现工业化，落后于西方的问题。 这时候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伪科学，某种论断已经成为不可打破的符咒，刻印在每个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大脑皮层之上，他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寻找到不同事实来印证这个符咒，而全然不顾他们所寻找的事实和他们所附会的那个结论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关系！于是中国传统是反商业的，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制度等命题 成为了根本无法证伪的 宗教命题，因为无论事实如何，论者总可以把事实说成是对这个命题的支持。 这就是弥漫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风气，甚至被看成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风气。 而黄仁宇，尽管他在明代财政问题的事实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澄清，但在总体思想格局上，仍旧没有摆脱这种风气的束缚。尽管他嘲笑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具体细节缺乏耐心，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认定明代为封建社会，然后推定阶级斗争具有‘历史必然性’”[32]p414。 实际上，他自己也早已坠入彀中。尽管使用的名词不同，中国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使用的名词“封建社会”“封建主义”，他使用的名词是“农村经济观念”“保守性”、“儒家思想”、“反商业思想”等等，但实质上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参考资料：http://dm.uuu9.com/200903/210027_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