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美洲作物导致中国人口爆炸，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玉米、番薯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不与传统稻麦争地。为了鼓励民众垦荒，达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无旷土”、“民食益裕”的目标，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开垦的贫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块“永不升科”（永远免税），而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玉米、番薯。在政策的推动下，玉米、番薯逐渐在全国推广：根据地方志，在观察的266个府级政区中，1776年，还有118个没有玉米种植，1820年降为72个，1851年则仅有40个。随着乾隆晚期全国推广玉米和番薯，人口也在持续增长，并将在未来30年内突破4亿。那么，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玉米和番薯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最近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宫启圣教授”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实际它是龚（非“宫”）启圣与其学生联合署名的成果，它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而并非陈志武所称的利用了“1330个县的县志”。
先说结论，引种玉米可以解释1776-1910年期间人口增长的18%。Chen and Kung (2015)使用玉米在中国的引入这一事件，考察技术冲击造成的生产力提高对于人口和经济的影响。大航海时代引入旧世界的作物主要有三种——玉米、土豆、番薯，口味偏好问题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土豆在中国并不十分受欢迎（没啥味道，想象一下啥也不加的土豆泥你能吃多少），但是更重要的是，相比玉米和番薯，土豆在中国并不十分适宜种植。如图二所示，根据GAET农业适生性指数，中国的土地只有10%左右适宜种植土豆，20%的土地适宜种植番薯，但是有近55%的土地适宜种植玉米。玉米作为典型的外来作物，经由三条途径于十六世纪中页传入中国，这三条途径分别是经由丝绸之路到甘肃、经由印度缅甸到云南、以及由葡萄牙人经海路带到福建。其在中国的具体传播路径如图三所示，史料及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都表明，玉米自1550年左右传入中国，在开始的200年间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直到1750年后才开始大规模的种植，可能自那时开始，农民才开始意识到玉米不仅仅有抗旱的优点，同时可以种植在并不适宜水稻小麦生长的丘陵地带，以利用更多的土地。
当我们讨论玉米引种对于人口增长的影响时，如果使用精确的玉米引种时间是最理想的。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性，这样的数据并不存在。本文退而求其次，使用最早提及“玉米”的地方志发行时间作为当地引种玉米时间的代理。在中国，各级行政机构都有编撰地方志的传统。宋、明、清三代，共传世8264册地方志。每本地方志实质上都是一本当地的百科全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当地粮食种植情况。但是，如果当地面临相对严重的人口压力（粮食短缺）时，当地种植的粮食作物可能会吸引地方志编撰者更多的注意。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则无论是否引种玉米，当地后续的人口增长也会持续维持高位。作者对1600年后编撰的县志进行10%抽样，发现并没有对于粮食作物种类记载的显著增长，说明这一假设并不成立。
原因也很简单，和清代税制和地租制度都不对接，农民不能拿来纳粮也很难用来交租，虽然税制改革以后问题取消，但在稻谷为纲的中国，美洲植物的市场价值都不高（玉米等作物真正的商业价值在畜牧工业，问题这在传统中国是弱项，实际上铁路发展以前，美洲的玉米经济价值也不高），这类作物也卖不出价，拿来换钱纳粮也很困难，因此除非战乱，税赋体系出现严重问题，或者像开荒，尤其是山区开荒那样不涉税赋的情况，否则这类作物再高产也很难普及。在甘薯、玉米和土豆传入中国的大部分时期，记载中它们的主要面貌都是备荒作物或珍奇的地方品种，其功能主要是山区的拓荒作物。所以玉米首次开始大范围传播是乾隆时期，主要沿着黔湘一线展开，而这一线基本上都不是清代人口增长的中心地带，但却是山区开拓的中心，而清代的人口大爆炸远早于这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