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婚姻关系中，彩礼至今仍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前段时间掀起的彩礼贷一经曝光便遭到舆论炮轰，官方出面干涉叫停，有关责任人据说被停职处理。而彩礼该不该给？几年的爱情长跑最后因为彩礼问题戛然而止的不在少数。
彩礼博弈的背后实则是公平公正的问题。因彩礼闹翻大多是一方自觉利益严重受损。而失去公平公正原则的爱情其真实性可想而知，可延续性自然也不复存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家庭论》中把婚姻视为一个市场，男女双方主要通过分析成本与收益来选择可使自己获益最大化的婚配对象。婚姻选择具有偏好性，即男女双方一般出于自愿而选择另一半。婚姻市场的客观存在意味着存在成本和收益问题，也存在信息不完全或者不对称的问题。
问题的症结在于婚姻既有市场交易属性，又有复杂的爱情因素。单独就交易或爱情来说都不难解决，难的是两者掺杂在一起且难以衡量。
“为什么很多女性支持彩礼？”
既然彩礼将女性物化，是旧时代重男轻女的产物，为什么新时代下能顶半边天的女性还有很多人默许或者支持彩礼呢？
彩礼对部分女性来说是一种筛选机制。“女性更吃香”的前提下，一些女性及其家庭会通过彩礼这道门槛筛选出在经济能力方面更有保障的婚配对象，这是市场选择行为。对应的，男方也会以女方的人品、相貌、学历、能力、家庭甚至年龄等预估女方价值，双方基于类似“等价交换”的原则达成意见一致。
当下社会女性不平等仍无法消除，彩礼被部分女性当作“风险应对保障金”。知乎上有个问题是婚姻中，到底谁更吃亏？这个问题其实是开放性的。如果把男女双方结婚组建家庭看成合伙开公司，大部分男方的投入在于结婚时的各种花费，也就是为公司的注资承担成本。女方的风险在于离婚时的社会束缚，也就是会为公司的注销承担成本。可问题是男人买房买车不一定是为了特定的女人即妻子，换个结婚对象甚至没有结婚对象，房车依然是其奋斗目标。而社会对女性的残酷在于：步入婚姻尤其是生育阶段的女性，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家庭生活中也习惯女主内，女性平均在家务孩子等家庭义务上损耗的时间精力远远高于男性。把家庭换成公司视角，则女性大部分自愿或被强制成为后勤/行政部门，且往往被无理地定性为“无产出部门”。当代知识女性在婚姻尤其是生育中丧失的机会成本是很难衡量的。我眼睁睁见过很多优秀职场女性怀孕导致了关键节点与职场脱节被人替代，从此一蹶不振。而一旦感情出现变故或家庭关系破裂，女性重返职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生存环境往往更为严峻。基于社会歧视所导致的生育风险和机会成本的丧失，使得部分女性倾向于在婚前给自己争取更多的保障。
站在女性角度，彩礼更像是一种机会成本丧失补偿和生育补贴，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彩礼必须是男方能力范围之内的主动赠与。男方基于对女方人品、能力等认可下，相信两人共同组建家庭后能创造出更多价值且双方必须在婚后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在彩礼环节闹翻的，要么是女方在男方眼中自视过高，要么是男方实力不符合女方预期。如果基于爱情而步入婚姻，则看双方如何出于为对方考虑而彼此让步妥协。一方毫不相让，另一方难以接受，深层原因可能只是两人的爱情本就根基不稳，彩礼不凡看成结束这段错误关系的托词。与其勉强步入婚姻埋下隐患引发更多家庭矛盾，不如及时止损。
每个彩礼悲剧的背后都有一个悲剧的父（母）
中国家庭宗族观念和上一辈“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下，女子出嫁往往意味着变成“婆家人”，孕育的孩子冠以夫姓，且不得常住娘家更无法做到时常跟前尽孝，这种情况下老一辈的女方父母偏向认为对女子从出生到上学等系列投入变成投资行为，而婆家“娶媳妇”需要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等价交换”。这也是中国古代婚礼程序中“彩礼”诞生的缘由，有表示婆家对女方父母赔偿的意思。还有的地区和民族直称为身价礼，“身价礼”无疑将女性物化，“卖女儿”之说实是旧时代重男轻女的产物，这也是新时代后彩礼被不断批判的核心所在。
女方父母要彩礼无外乎三种情况：
一种是自己年轻时吃够了生活的苦，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过得更好，要了彩礼给女儿存着，怕她以后在婆家吃亏。
一种是怕以后没人给自己养老（尤其是独生女家庭），培养女儿耗费半生心血，婆家给的彩礼可以用来“防老”。
一种是怕自己的儿子以后结婚娶媳妇给不起彩礼，用女儿的彩礼钱抵消。
如果婚后两人切实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女方在经济上也为家庭支出作贡献，女方父母提出的彩礼钱是用于以后的小家庭建设或者自己留一部分养老，这背后存在的是家庭地位和主动权及赡养父母的问题，能否达成一致要看双方实力和彼此信任程度。但被舆论诟病最多的“扶弟魔”家庭则显然不在接受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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