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8-30
《资本论》第四卷逻辑问题的争论凸显认识发生学和历史、系统现象之发生学的工作关系。
《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 2011-07 当代经济研究
《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系统发生学 2012-01 当代经济研究
《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 2012-01 经济评论
《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 2012-10当代经济研究
进一步的参考文献：
许光伟：《资本论》第四卷逻辑问题的争论，《马克思主义文摘》2012年第12期
这涉及《资本论》和《保卫<资本论>》是怎样的关系问题。
归根结底，第四卷是认识史。如果不是从历史角度，单纯从逻辑角度就看不到《保卫资本论》是《资本论》的中国化，它们的继承发展关系也看不到吧。该著全名是《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保卫资本论，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经济学文科也！
《保卫资本论》的工作内容·体例·结构安排：
工作内容：
第一部分 行动的语境：批判和建构［总论］
第二部分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地基：社会主观批判［方法论和思想史批判统一形态］
第三部分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建筑：社会客观批判［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统一形态］
第四部分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运用：中国经济学提要暨大结局［历史和思想统一形态］
下面有六篇内容：
第一篇 总问题提出的背景、意义和策略
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工作地基：经济形态历史观批判
第三篇 资产阶级工作地基：经济形态社会观批判
第四篇 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历史批判之导入
第五篇 政治经济学工作逻辑：《资本论》究竟怎样炼成
第六篇 蕴涵中国历史规定的批判逻辑：对马克思革命的继承和超越
工作体例：以发生学写“解释学批判”和“发生学建构”。
结构安排：简单说，就是“1+19”结构，写在前面和十九章正文。写在前面，实际上就是该著的序言。
因而工作口号是：以文驭理，以历史驾科学，诸君多努力，国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学。
我们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列国志数据库”提供的在线阅读来回答问题。
《保卫<资本论>》第16章认识发生学（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观逻辑发展）
（八）
考茨基持有工作幻觉的依据是，从实际的认识生产的进程看，资产阶级的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毕竟是共存着的。这样，历史部分的逻辑就一直备受争议。可归纳出这么几个主要问题：（1）马克思为什么要单独和先行写作“历史批判部分”？（2）由第一个问题必然引出的思考是，历史部分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意在追问《资本论》第四卷到底有无独立逻辑？（3）由之必然归结的一个问题是，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关系究竟为何？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在这些争议中，考茨基很明显地站在了持否定性意见的一方。但是，为什么考茨基是错的呢？
第一个争议逻辑：考茨基事实上认为（许多批评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如此认为），“之所以必须把历史地批判性的研究工作当作马克思创立经济学说的起点，这也许是因为理论及其所根据的前提需要通过理论的历史再现来加以验证。”而针对“考茨基认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使命在于提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实际上是抹杀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鲜明地表现出来的革命变革”，卢森堡反驳说，不能“同意考茨基的乐观主义的意见”，“他现在期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转向更深刻地和更有效地研究各个古典学派”，而“马克思的新著作，以其全部伟大意义和革命精神，只能从战斗中的无产阶级身上取得生命力。”[124]
依据第二个争议逻辑：考茨基顺理成章地推论出，“这样做，全书的重要部分，必须重新改作。”[125]以致可以说，“在形式上，它们是一个完整的全体。”[126]考茨基工作的自然结果是从现成性上利用马克思的材料，将其编成一部“独立性著作”。但是，“《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结构同《资本论》前三卷的结构只在基本上是相同的。实际上，《资本论》第一卷所研究的问题不仅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而且在第二卷、第三卷里都得到了反映……最后，不论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二卷或第三卷里，都可以看到与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有关的一些材料。”因此，“如果马克思著作的历史部分的内在结构方面不是基本上再现他的理论部分的结构，那上述情况就不可能达到。”[127]
对于第三个争议逻辑，考茨基的意见无疑是终局性的。即根据马克思所写出并遗留下来的《剩余价值理论》历史材料，无论如何，不能作为“《资本论》第四卷”来安排：它们是作为与理论部分平行的写作——理论史，从而只能当作“剩余价值学说史”来安排。考茨基诚恳地认识到：“在这个著作的整理工作上，我越是向前进，我越是明白，要照恩格斯的预期，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是我的能力办不成的。”因此，考茨基的总的看法是：“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叙述，在这里，是全然放在一个特殊理论及其展开的批判后面了。”[128]
考茨基的错误在于：第一，不了解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认识范畴的生产实践化，在思想领域贯彻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考茨基混同了理论部分、历史部分的不同的写作性质和与之契合的不同的工作批判性质；据此错误认为，历史部分绝对被动地契合于理论部分，将历史部分在工作简化的意义上降低为理论部分的附录，在写作目的上则矮化成简单为理论“思想寻根”。考茨基认为，编出剩余价值学说史纯粹为了寻求理论史上的连续结构，是马克思向古典学派的“致敬”[129]，而否认马克思之于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性断裂。进一步为了表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在空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克服了那些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困惑不解的矛盾，它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所提出的那些问题。”[130]因此，尽管考茨基懂得发生学，可那毕竟是历史进化论工作意蕴的，而且深受达尔文主义束缚。他最终不懂得《资本论》逻辑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属于“发生学的”。尽管写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皇皇巨著，但最终没有能懂得如何以认识发生学把脉历史；由于不懂得一切存在究竟如何从它们自身的规定中生长起来，乃至不懂得社会究竟如何从历史中生长起来，使这位马克思的学生真正面对马克思的手稿时很是犯难，缺乏对《资本论》进行审读的能力，也就不能够领略到历史部分深层的逻辑意蕴。
第二，错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之根”在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如此，马克思经济学被强迫地和它之前的经济学一致起来了，并在历史方面（直至在认识方面）获得统一性。这是在寻找物质（生产力）拜物教的根据吗？“请把这种‘理想主义’同李嘉图的理论在‘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变成的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比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人和动物的区别不见了，甚至连生物和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让人们还去说什么在崇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灵论面前，无产阶级反对派所鼓吹的只是以满足鄙俗的需要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义吧！”[131]
这其实是考茨基字典里的认识机理——理论发生的认识机理：抹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价值理论》里表现出来的鲜明性思想认识变革。通过将历史部分处理成历史上的一脉相承的文献，从而也就可以从古典学派有价值的思想发展中再现出马克思的思想。这是“古典再现”意义的经济思想再造工程，是古典思想自身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应该感谢马克思，是他帮助资产阶级进行了理论改造，发展出对于他们而言原本是需要的正确性认识。这只是考茨基的一厢情愿的工作想法。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认识革命”完成。
对单纯的社会主义者或作为李嘉图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则整体表现出对于李嘉图的误解、对于李嘉图理论的反对以及对于理论本身的误解。比如莱文斯顿，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由此产生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否定态度。甚至霍吉斯金也是如此。“莱文斯顿和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一样，表现为一个禁欲主义者。在这里，他本身又是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概念所束缚。没有资本，没有财产，工人消费的必需品便会生产得极其丰富，但不会有奢侈品的生产。”但是，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可见，“霍吉斯金的错误在于：在研究资本的生产性时，他没有区别在什么程度上涉及使用价值的生产，在什么程度上涉及交换价值的生产。”[132]
应该说，“李嘉图的理论在它自己的前提基础上产生的对立面具有如下特点：政治经济学，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就基本原则来说……越来越明确地把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它证明价值规律既不受土地所有权也不受资本积累等等的破坏的时候，其实只是企图把一切和这种见解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现象从理论中排除出去。”进一步，“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视野的局限，他们把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说成和摆脱了上述对立的这一劳动本身一样是必然的。这样，他们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于是，“‘劳动，或者说，资本’——在李嘉图的这种说法中，矛盾本身以及把这种矛盾当作等同的东西说出来的那种天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因此，“这实际上是从李嘉图的观点，从李嘉图自己的前提出发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著作的最后的话。”[133]
犹如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的资本和劳动等同，同样，考茨基也不会懂得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古典再现”不外乎是那些试图无条件地追随李嘉图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一些幼稚想法。他们不懂得李嘉图的理论事实上已经毫不留情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导致的现实矛盾。“既然这些矛盾在李嘉图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了理论上中肯的、尽管是无意识的表现，那么，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思想家抓住了在理论上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134]因此进一步，尽管他们决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关系，并且也“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不过按其内心的善良的愿望，仍需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观同关于资本只是“积累的储备”的资产阶级拜物教观点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135]在这里，考茨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像琼斯和蒲鲁东一样，“一般说来，他的批判是幼稚的”，实际上，“他甚至根本没有掌握他要批判的那门科学的基本要素。”因此，考茨基在面对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家时不仅显得异常地肤浅，甚至连资产阶级理论家也不如（像路德，就比蒲鲁东站得高、看得远）。以至于仅能做到这一步：“既能说明庸俗经济学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也能说明肤浅的社会主义……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这些范畴的。”[136]因此，考茨基实际上只晓得一点：马克思“提示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全部发展，一直到那和他自己结合着的点”，即“在那里，琼斯完了，马克思进来了。”[137]
第三，不能认识到历史部分与理论部分乃是在深层逻辑的结构层面上进行“互现”，而以理论部分的整体逻辑性为要求拒绝承认历史部分的“独立逻辑”地位，复又以所谓文献逻辑的独立性为借口，实质取消了历史部分工作逻辑之特殊性。通过这些手法，历史文献部分似乎“名”符其“实”了，成为关于历史文献的既受约束，又不受约束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体系。总之，考茨基就是希望将“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材料，建立为类似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历史方面的“教科书”那样纯粹的理论认识体系。考茨基决不能明白：“《资本论》的历史部分是从逻辑方面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同时也是整个研究的起点……所以说，《剩余价值学说史》结构的特点是：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性的分析同理论研究在这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弄清楚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说：“《剩余价值学说史》绝不是经济学历史方面的教科书。”[138]
归根结底，
保卫《资本论》时代来临的三大标志：
马克思的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即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新世纪我们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保卫资本论》是对《资本论》逻辑的最新的中国化的概括和提炼。其认为《资本论》犹如《道德经》，从母说到子，这是基本逻辑。其深化了国内学者的资本研究现状，从而使研究带有原创性。创新性研究是这么三条：一，区分“对象”和“研究对象”；二，区分“物”和“事”；三，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另外，《资本论》启发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市场经济。
“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应该是发展《资本论》思想，以中国人资格书写历史的经济理论。
因此，《保卫资本论》可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中级或高级政治经济学”身份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检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基于此历史文化沉积和正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深航期这一伟大发展时刻，以探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暨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指导经济形态社会特别中国经济形态社会之理论建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中国经济过去、现在、未来之直接理论反映，而是对世界经济过去、现在、未来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上的一个深刻性理论反映，彰显出中国经济的内在发展特质，其和以欧美代表的西方经济的“同”与“不同”。本书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写就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专业书，对中国经济学的工作要旨进行阐明，围绕马克思以后的时代发展逻辑，并全面梳理人类史前时期的发展逻辑，实质内容在于总结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成就，阐明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商品批判逻辑和资本批判逻辑。本书适用于各类经济理论专业研究人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爱好者、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以及各经济专业、历史专业的大学生、《资本论》阅读者和爱好者。
根据上述见解：
《资本论》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范畴的“生产”实践化，首要性地贯彻了“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相互构成形成总的写作逻辑，历史部分确立了后续研究的理论指针。方法论意蕴是：（1）根据历史生产方式的“自然生长”，显露范畴的内核的生理结构——（剩余）价值；（2）由范畴生产上的层级运动，揭示“结构生长”的历史性；（3）通过“理论”的总体生产，最大程度地彰明方法论批判和认识论批判的内在结合性，具象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工作路线。因此，它否决了考茨基非法编纂《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错误要求。《资本论》整体上也就统一了“两种认识发生学”，即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认识（发展）的逻辑，统一了历史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这种整体性研究树立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造典范。
庸俗和肤浅的社会主义视线使考茨基停留在非批判的理论建构观上，导致其坚持要将马克思《资本论》的“入口”确立为理论学说的单纯的平滑和顺延。这种平面结构要求将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看作是“两条平行线”，并且是相互隔开的、各自执行不同的和特定的功能的两个并行的线条。因而，诚恳地认识到：“在这个著作的整理工作上，我越是向前进，我越是明白，要照恩格斯的预期，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是我的能力办不成的。”考茨基的总的看法是：“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叙述，在这里，是全然放在一个特殊理论及其展开的批判后面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