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目的和结果，意义）急急急急。。。谢谢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目的
五大臣出洋(1905 —1906)———王公大臣走出国门考察政治推动立宪

结果
1905 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点是级别高、随员多、目标明确、效果显著。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动,晚清官员出国游历考察逐渐形成风气,而且出现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声,考察外国政治特别是宪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早在1895 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建议“, 亲贵大臣及满汉世家子弟,尤宜选其贤者,遣出游历”,因为“风气自上开之,视为下者事半功倍”。② 1898 年,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特地代御史杨深秀起草了《拟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书请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东游日本“, 借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结果被顽固派大臣斥为“用心不轨”。
20 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 年1 月,镇压过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③ 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 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④ 1902 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为军机大臣瞿鸿与户部侍郎戴鸿慈。以后又因载振、瞿鸿公务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1905 年9 月24 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镇国公载泽,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是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之孙,其妻与光绪帝皇后隆裕是姐妹,属近支王公,宗室贵胄,故出洋后常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满族亲贵。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国后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书。户部侍郎戴鸿慈与湖南巡抚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获慈禧赏识,刚出洋就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和闽浙总督,回国后端方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汉军旗人,并与慈禧沾亲。而李盛铎原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心腹,此时被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可见五大臣都是地位赫之高级官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①。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 人。② 戴鸿慈一路,其日记所记同行随员也有48 人。随员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不少人级别已超过当年海外游历使。还有地方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县,海陆军官如参将、都司,以及地方督抚派的随员和留学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语和外国情况曾经留学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其中包括民国时代当过内阁总理或部长、公使的熊希龄、陆宗舆、章宗祥、施肇基等人,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随员们各有分工,分别担任先遣联络、考察、翻译、编撰等任务。
五大臣出洋目标远大,任务明确,调研细致。1905年7 月16 日,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③。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连日召见考察大臣,认真听取了端方演讲《立宪说略》④,并让考察大臣带上些宫廷御点路上充饥。光绪帝还面谕军机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1905 年12 月11 日出京,1906 年1 月16 日抵达日本,后经美国赴英国、法国,最后到比利时,7 月12 日回到上海。戴鸿慈、端方一行于1905 年12 月7 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参观,1906年1 月23 日抵美,后取道英、法,抵德国,然后考察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游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7月21 日回到上海。实际上前者重点是考察日本和英国、法国,后者重点则是考察德国、美国和俄国。
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 纲举目张”。⑤
两路考察大臣出洋为时半年左右,前后到了14 个国家。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
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⑥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906 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 种146册,并将其中30 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 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 卷。这些书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
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 次,召见端方3 次,尚其亨1 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① ,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此“, 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②1906 年8 月25 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8 月29 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诸大臣, 决定预备立宪。三天之后, 即1906 年9 月1 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可见,五大臣出洋在清政府确定实行预备立宪国策的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然而,清王朝的腐败专制统治已像一座基础腐烂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样不可救药了。虽然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以后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颁布宪法大纲、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 年后它又倒行逆施———镇压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等,最终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Answer 2

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踯躅同在。

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幕，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十年之前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以致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

立宪！立宪！

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

“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

其实，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但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了这五位官员，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实际上，这次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打破，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如今，一甲子的时间弹指而过，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及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就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它的身上。不仅如此，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使得清朝的统治更是雪上加霜。

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相对于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名义正式派遣一批朝廷要员出洋考察，实质上也可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数量等方面而言，确实无出其右者。

正因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诏书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反响。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敛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近者以势驱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竞言立宪，政府遂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又陵、丹徒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真正达到考察之实效。自然，民意尚无如此力量改变政府的决定，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另一部分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

吴樾

1905年9月24日，就像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一样，在拜祭完祖先之后，五位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如同准备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当时，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而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面。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

原来就在开车前，革命党人吴樾一身皂隶装扮，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上了火车，而他的怀里则藏着自制的炸弹。吴樾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突然发生了震动，因而导致炸弹提前爆炸。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吴樾因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一劫。

这一意外事件对于清政府排前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事不得不缓行。直到当年12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载泽、绍英受伤未愈，所以清政府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接替他们。

这次出行，仍然是分头进行。一方面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则由戴鸿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1905年12月7日，寒风凛冽，戴鸿慈、端方等人已经待命出发。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时，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鸿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兵轮“海圻”号前往上海，搭乘至欧美国家的船只，开始西行。或许是由于这次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意义格外重大，也或许掺杂着中国官员爱摆排场的某些因素，待至上海，由戴鸿慈、端方两位大臣带领的随行队伍已经扩至四十余人，包括三十三位随行人员、四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人员、两名差官、四名“戈什”，甚至还有一名剃头匠。此外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八名学生，日后因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声名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12月19日，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善于观察的戴鸿慈刚刚上船，就详细地记录下整个邮轮的构造和机关设置情况。

12月11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也从北京出发，来以上海。次年1月14日，这批考察团成员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先到日本，再转至欧洲等国家。一路上也是众人拥簇，浩浩荡荡，同行的除了一干随员之外，还有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

尽管为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兵分两路行进，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时间取得最大之功效。

自然，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是形成一个惯例，也引发许多思考。在戴鸿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当他们踏上所谓“自由国度”的美国时，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而当他们来到最早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英国时，也注意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事实上，对于身处异域他邦的人们而言，和本国差异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冲击最为激烈之处。

在考察宪政之余，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于他们而言，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外国的社会部门和机构。大致说来，既有像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又有像监狱、疯人院这样诸如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像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是比较广泛地近距离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譬如，当考察大臣们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时，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时所花费的心思感触颇多，认为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因此“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遂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瞠乎其后耶！”

在参观余暇，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每当他们到大城市进行考察之余，总是不忘前往所谓“优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相形之下，中国这样的“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难免让这些大臣产生相形见绌之感。待他们回国后，便立刻奏请由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次第筹办这些公共设施，并由清朝政府“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而且还不惜斥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可以说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据《大公报》载，从国外运抵天津塘沽的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可谓壮观。尽管这位作者记述此事之时稍有讽刺之意，但是新鲜事物的引入，必然或多或少会给社会增添了一些亮色，而这点亮色与五大臣出洋考察似乎也不无关系。中国早期的植物园、动物园等的发展，成为这些出洋考察的大臣们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方面的无心之功。

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鸿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关于宪政的资料，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或者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

1906年9月1日，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粉墨登场，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确实如此，百年积习，岂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者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被湮没于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从而也加速了清朝政府的覆亡。

历史是善于遗忘的，那些并未在其中留下浓色重彩的人物和活动，就这样不复再现。

(摘自《书屋》2006年3期)

附录：五大出出洋考察行程表

农历时间
公历时间
戴鸿慈路行程
载泽路行程

31年11月23日
1905.12.9
戴鸿慈、端方等由上海出海去美国考察

31年12月20日
1906.1.14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有上海出海去日本考察

31年12月22日
1906.1.16

载泽等抵达日本神户

31年12月29日
1906.1.23
戴鸿慈等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32年正月20日
1906.2.13

载泽等离开日本，取道美洲到英国考察

32年正月22日
1906.2.15
戴鸿慈等由纽约出海，取道英、法去德国

32年2月初六
1906.2.28

载泽等抵达美国西雅图

32年2月13日
1906.3.7
戴鸿慈等抵达德国首都柏林

32年2月20日
1906.3.14

载泽等由纽约乘船渡大西洋去英国考察

32年2月28日
1906.3.22

载泽等抵达英国利物浦

32年3月24日
1906.4.17
戴鸿慈等抵达丹麦游历

32年3月25日
1906.4.18

载泽等由英国赴法国考察

32年3月28日
1906.4.21
戴鸿慈等抵达瑞典游历

32年4月初四
1906.4.27
戴鸿慈等抵达挪威游历，游历完毕后返回德国

32年4月初十
1906.5.3
戴鸿慈等由柏林启程去奥匈帝国考察

32年4月16日
1906.5.9
戴鸿慈等抵达维也纳
载泽等由法返英呈递国书

32年4月24日
1906.5.17
戴鸿慈等离开奥匈赴俄考察

32年4月26日
1906.5.19
戴鸿慈等抵达圣彼得堡

32年闰4月初三
1906.5.25

载泽等离开英国，赴比利时考察

32年闰4月初四
1906.5.26
戴鸿慈等离开圣彼得堡，赴荷兰游历，在荷兰期间曾赴比利时晤载泽等一行

32年闰4月16日
1906.6.7
戴鸿慈等离开荷兰，赴意大利考察，途经瑞士、米兰，小作停留

32年闰4月19日
1906.6.10

载泽等由比利时回国，李盛铎即赴驻比利时大使任

32年闰4月23日
1906.6.14
戴鸿慈等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

32年闰4月30日
1906.6.21
戴鸿慈等由意大利启程回国

Answer 3

目的：a、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以壮大满清力量，维护满清统治。b、缓解社会矛盾。当时社会改革呼声很高，清政府迫于压力只得走走形式。
结果：回国后组建内阁。皇族占多数，地方地主官僚占少数，没有决定权，被称为皇族内阁。不但没解决社会问题，更让人看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药可救。激化矛盾啊。可以说以失败告终。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4

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幕，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十年之前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以致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

立宪！立宪！

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

“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

其实，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但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了这五位官员，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实际上，这次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打破，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如今，一甲子的时间弹指而过，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及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就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它的身上。不仅如此，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使得清朝的统治更是雪上加霜。

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相对于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名义正式派遣一批朝廷要员出洋考察，实质上也可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数量等方面而言，确实无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