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7-11
进入2009年，与往年形势有所不同,今年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更显得极为严重，部分国内媒体预计称今年将会有800万大学生失业，另一方面据报道部分大学生的最低月薪仅为800元，零月薪工作者亦不乏其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毕业生似乎已经成了和农民工一样的弱势群体。种种情况足以发人深思，何以中国的大学生们会陷入如此迷局？除与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衰退大背景有关外，中国环境式教育制度亦值得我们深切反思。以大学为例，近十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2008年大学毛入学率已达23％，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2700万人，就其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无可讳言的是，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如学生质量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学风浮夸、学费变相上涨、债台高筑、教学评估弄虚作假、研究生质量泡沫化、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和舆论，甚至存在严重的不满情绪。一时之间，中国式教育制度看起来似乎是失败的，在此，本文只试图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些独特现象展开独立分析，由于篇幅较短，故诸多地方只能浅尝辄止，请读者见谅。
一、中国式教育制度弊端的由来
学校领导班子的官僚化是教育难以前进的根本原因。
自二十世纪末伊始，中国便已展开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与之相随的有收费改革、扩大招生、并校扩建等轰轰烈烈的高校跃进运动，然而总结起来，尽管历经数十年发展，教育界却并未发现有真正意义的教育家出现，或说未出现一个“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尽管有一个个“工程”在努力塑造“世界一流大学”，外界却有如此评论：“大学的精神已经陷落，不知道哪所大学体现了“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气质。”
90年代后，大学有一个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阶段。与这一时代相应的便是“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场”，大学官场化加速度推进了。此后，衡量大学的已不是思想和学术的产出，而是论文数量、教授与学生的人数，还有营运收入，这就是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质量直线下降的由来。
朱清时所说的争项目、争经费，无非就是大学向权力输诚，项目和经费掌握谁手，是明白的。项目和经费之争，代替了学校之为学校的基本问题。而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场，这既是一个遴选过程，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就遴选而言，教育家将不被选择，而服从官场逻辑的人将被选择；就生存而言，校长将只能在项目和经费之争中显示作为，为学校发展获取基本条件。可以说，遴选过程和生存需要，变成了迫使大学校长从教育家兑化为教育官的双保险机制，提着拉线的力量则是权力。
中国的大学未能培养“大师”，这已是一个众所关注的问题。80年代主持武汉大学的刘道玉说，这个问题实为不着要理。大学需要的是培养创造性人才，而不是大师，大师不是从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而是要有天分，潜心治学才能成功。重要的是大学理念和体制问题，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了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因为从遴选过程和生存压力上，权力确保了“教育家淡出”。大学的理念和体制不能顺畅，也因为权力在其中利益攸关。
二、中国式教育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中小学教育制度的诸多问题
中国中小学教育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教育太过于强调标准化、规范化，而不去考虑什么事情可以标准化，什么事情不可以，也不考虑哪些标准和规范是好的，似乎只要是标准和范就都是好的。在小学里有许多标准问题和标准答案，都难以想象答案被假定是什么，但不管答案是什么，肯定可以知道从问题到答案都是荒谬的。例如据说不能说“兴奋地参加什么什么活动”而必须说“兴致勃勃地参加什么什么活动”才是正确的，确实令人吃惊，这样会搞乱学生的思维，我们不能把同样正确的事情硬给说成有一个是错的。何况诸如“兴致勃勃”之类的用词甚至显得很幼稚。
教育的基本原则都是适度均衡，重在专攻。均衡只能是适度的，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如汪洋大海，要求现代人作古希腊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实无可能。而人禀赋各异，奋其天资，砺以后学，方能实现人的充分发展。在此做一家之言：原来的会考与高考并行制度颇为合理，会考主均衡，高考主专攻，不知为何又要改动。主事者考虑高考不分科，显然认为均衡做的不够，那可以适当提高会考难度。如果高考亦用来保证均衡，那用什么来维护专攻呢？两者不可废一。
（二）、本科生教育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
自1992年伊始，中国高校掀起一股狂热的大学改名、升格和合并浪潮。据统计，自1992年到2000年，历时8年进行大学的大调整、大合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部委参与了这次合并远动，全国900多所大学受到这次浪潮的冲击。大学合并始于1992年，以南昌大学为例，把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目的是要挤进“211工程”，打造全国的名校。接着，1998年把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从而掀起了全国大学合并的浪潮，2000年达到了高潮。当时，似乎已造成了一种舆论：“合并则兴，不合并则亡”，由各部委和各省政府出面，强行进行合并，甚至搞“拉郎配”式的合并。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改名与合并远动，在世界上并无先例，似乎是违背科学和教育规律的。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高校大合并的指导思想便值得怀疑。指导思想之一是所谓的实现“强强”联合，此理论难以立足，因为很多被合并的大学并不是重点大学，甚至是把一些专科学校和干部管理学院合并进来，与“强强”联合差之甚远。相反，真正的重点大学并没有实现合并，所以很显然：合并的指导思想强调的是“大 ”，而并非是“强”。
（三）、研究生教育事业现存的诸多问题
近十余年来，研究生的招生增长过快，培养规模过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1995年到2001年，每年的研究生招生人数从5.1万扩大到17万，增长2.3倍，年均增长22.2%；从2001年到2007年，每年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又从17万扩大到41万，增长2.4倍，年均增长15.8%。与1982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相比，2005年达到了惊人的33万人，是1982年的30倍左右。2007年招生多达41万。目前,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和两年制研究生已达120万，博士研究生已逾12万。中国的研究生培养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然而，由于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的增长，必然造成诸多矛盾。首先，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和浪费，研究生教育过度发展，而高中（含中专、职高、技高）教育则相对萎缩。中国政府目前公布的人口数是13亿多，其中城镇人口约4亿，农村人口约8亿，另有1.4亿多人在城乡之间流动游离，即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农民工匠等。目前，农村学龄人口中有10%不能初中毕业，而初中毕业生中一半人不能升入高中（或中专、职高、技高）。
由此引起的第二大问题是研究生就业难，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合适的工作。目前的硕士毕业生中，约有三分之一不得不改行，从事并不专业对口的非专业型工作；约有三分之一虽未改行，但处于大材小用、高材低用状态，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另有约六分之一的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只有约六分之一的硕士毕业生能找到专业对口且比较理想的工作。从2001年到现在，留校或分配进校从事上述工作的人则多数为硕士生。这些岗位主要属于服务型的事务工作，大部分不是学术型或技术型工作。这些大学的行政、后勤人员的文凭学历提高了两档，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绩效就相应地明显提高。
第三大问题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声誉降低，大幅度“贬值”。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逐渐增长，生源素质和培养质量有所下降，研究生的声誉和社会欢迎度开始减损，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从2000年到现在，由于研究生的招生数量膨胀，在许多重点大学、重点院系，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已连续几年超过本科生招生人数，入学研究生中良莠不齐，水平相差很大，部分人的学风不良，把不少时间精力用于读书、学习、研究以外的事，如此则培养质量、研究生声誉和社会欢迎度进一步下降，研究生的就业难度进一步上升。
第四大问题是研究生导师水平下降，声誉降低，有所“贬值”。在一些硕士博士授予单位，特别是在有研究生院的重点大学，绝大部分副教授（副研究员）都是“硕导”，都在招收研究生；过半的教授（研究员）都是“博导”，招收并指导博士生。在这些“硕导”当中，有些人其实并不具备指导硕士研究生的素质和水平；有的“博导”也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博导”中最差的便是一部分“双肩挑”干部，即既有教授、研究员学衔，又担任副校级或正处、副处级行政职位。这些人在“提干”前业务能力可能是比较强的，“提干”后则忙于政务或挣钱，其科研成果越来越少，即便还有成果，其质量也越来越差，由于专业荒疏，他们实际上已达不到增列“博导”的标准。但是，他们凭藉官、学（官员和学术权威）相护和利益交换，仍然忝列“博导”行列。
由于研究生招生数量膨胀，许多“硕导”、“博导”所带的研究生人数过多，同时指导着几十个硕士生、博士生，其结果自然是疏于指导甚至不予指导。
第五大问题是研究生导师跨学科跨专业招生。有些教师当上“博导”后就变成了“全能选手”，例如，他（她）评上的是世界史的“硕导”、“博导”，可他却既招世界史的硕士生、博士生，又招旅游管理的硕士生、博士生（旅游专业一般放在历史学院内），同时还招城市美术研究的博士生。理工科系的研究生导师跨学科跨专业招生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在自己并不擅长甚至不熟悉的学科专业招收研究生，起码是无法合乎要求地指导，甚至会误人子弟。
第六大问题是硕士生如期毕业、如期授位的比率太高，达99%以上，几乎没有学生因不予授位而遭淘汰的。相对于本科生80％多的授位率和博士生三分之二或70％的授位率，硕士生的授位率明显偏高。在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本科、硕士、博士这三级学位的不授位率不但未按正常情况呈金字塔型（即学位越高，授位率越低），相反却呈“细腰型”或“葫芦型”、“哑铃型”。如此则硕士的质量下降、声誉降低，受信任和欢迎的程度减损，工作难找，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
三、中国式教育制度的改革方向浅析
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经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调整，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教育制度方面，改革实在是乏善可陈，中国大学的改革实在太少，各方面体制的约束，某种意义上，教育已经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而综上所述，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应为倾向于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作者认为，其中党委负责制首当其冲。
在管理制度的改革上，不能不承认,相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教师处于弱势的地位。现在中国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政企关系。通过改革开放,政企关系得到了较大调整,企业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而是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因为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管理部门跟学校之间,迄今仍然是典型的父子关系,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全部权力,学校除了俯首听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
总之,教育改革的主题,应该是重建针对教育管理部门的分权制衡机制。没有针对教育管理部门的分权制衡,设租和寻租的冲动就不可能有效遏制,汪风雄一类的教育官员就还要前仆后继,特殊利益集团就将一直是吞噬公共教育资源的无底黑洞。好钢用不到刀刃上,纵然公共资源向教育怎样倾斜,都不可能改变教育的贫困和教育的诸多乱象,教育乃至整个国家的前途都很难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