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7-05
1、真实情况是,八年中基本没有抵抗,偶尔有所谓大捷,消灭了几十个鬼子伪军的后勤部队,以及著名的百排小战,实际上一共消灭鬼子伪军数百人。由几个师到八年后的一百多万军队,基本拜日军所赐,所以某个伟人要感谢鬼子帮助他们。
2、涸蟹版本:
国共两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国党承认共党的合法地位,共党合法地位得到承认。
抗战中共党作用与地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开辟了辽阔的敌后战场,并使敌后战场成了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敌后军民长时间地成了全国抗战的主力军,在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中,起了主要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成了夺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雄辩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挺进沦陷区,迅速开辟了敌后战场,加速了相持阶段的到来,使抗战危局出现了转机。
在抗战初期,日寇想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所以,集中全力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由于国民党中央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因此,出现了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败局。
日寇占领武汉后,本可乘胜追击,彻底打垮国党残兵败将,灭亡全中国。就是因为我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挺进了敌后,在沦陷区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我军已在辽阔的敌占区奇迹般地开辟了由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10块大型抗日根据地组成的第二战场——敌后战场,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已经解放人口6000万,收复县城180余座。到武汉失守前,我军已猛增到20万人。由于我军严重地威胁了日寇的后方安全,迫使日寇不得不动用了半数以上的兵力巩固后方,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它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能力,挽救了危在旦夕的中华民族,避免了迅速灭亡的厄运,使抗日战争迅速地由被动挨打的战略防御阶段,胜利地跨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抗战中坚是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而不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1938年10月到1945年7月,是全民族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长达6年零9个月,占8年抗战总时间的85%,是整个抗战三阶段中时间最长的阶段,是最艰苦最难熬的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我党在相持阶段,政策上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的正确方针,军事上始终用人民战争狠狠打击日寇,因而,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日寇构成了致命威胁,成了日寇的心腹之患,“治安之癌”。为了消灭我军,日寇将三分之二左右的兵力与几乎100%的伪军一直投放在敌后战场上。。所以,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已经成了决定中国抗战命运的决定性战场,即主战场,解放区军民已成了决定中国抗战命运的主力军。
三、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之后,担负反攻任务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而不是国党军队。
在1945年全面反攻阶段到来之前的1944年,中国的解放区战场,就出现了普遍的反攻形势,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在抗日战争后期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无数不得不化整为零以应付我人民战争的日军正规师团,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个被消灭,剩下的不得不龟缩到少数战略点线,被动地固守,已无还手之力。因此,解放区军民利用这一有利态势,从华北到华南,从华东到华中,对日军盘踞的孤城、据点,发动了凌厉的攻势,迅速解放了大片国土,歼灭了大批日军,总计歼敌31万,解放人口1100余万,形势一派大好。
四、从八年抗战总体上看,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战场上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
以下为转引回答:
泛人性化解读的歧路——从电影《南京!南京!》说起
目前,两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正在上映,由于题材相似,甚至取材重叠,自然会引发比较和议论,特别是《南京!南京!》,因其“人性化”解读日本军人,塑造正面形象而更加引起争议。
1、
《南京!南京!》很明显想另辟蹊径,从人性和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灭绝人寰的灾难,挖掘日本士兵的精神根源,将其从恶魔还原成人,因而完整塑造了角川的角色,并尽量回避了日本士兵残杀中国人的残酷画面。电影同时还虚构了几个人物并交织成悲欢离合的故事线,构成具有煽情效果的人物命运。好莱坞影片表现历史事件时常用这种手法来增加可看性和戏剧性。不过,运用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上恐难为中国观众接受。
“我不担心《南京!南京!》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我要在日本上映!”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两句话。单从这两句话来看,陆川对于题材的把握很可能就发生了偏差。的确,很多重大历史题材被好莱坞处理成商业大片,其中不乏对一些重要历史、政治、宗教事件进行另类读解。但这些另类读解未必能够大胆到挑战社会道德或民族情感的底线,而且,好莱坞通常不拿本国历史事件作为商业大片题材来“戏说”。南京大屠杀的题材同样不适合当成商业性大片来处理,如靠编造剧情来煽情,更会显得肤浅。对于犯罪者来说,煽情的“人性化”解读也无异于为其粉饰和脱罪。
但是,“要在日本上映”的要求可能会成为事实——毫无斡旋余地地控诉日本屠杀罪行的电影,根本没有可能在日本上映,而人性化的日本形象塑造,无疑会使《南京!南京!》在日本的公映变得有可能。
2、
影片的高潮处是占领南京的日本士兵集体举行庆典和祭奠仪式。导演不惜用长镜头长时间地表现杀戮者的舞蹈和音乐,那种以胜利者姿态对牺牲者的悼念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庆典被拍摄得很仪式化,有一种麻醉式的激昂和煽动性,这种画面更适宜日本观众而非作为受害者的中国观众。庆典结束之后,日本兵角川放走了一个中国军人和孩子,然后饮弹自尽。无论表现庆典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情节设计在中国观众看来绝不舒服、特别是决不会认同——最具有牺牲和自省精神,并为这座死城留下最后希望的正面人物居然是一名日本兵。这样的主题设置会让观众对历史和人性的正义性产生怀疑。
陆川导演没有追问、反思或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南京大屠杀是否是一种“反人类罪”?——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态度,不只是中日两国的恩怨或历史观问题,而是有关战争和国家行为的底线问题。战争中的“杀中国人”和“反人类罪”,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切实的人类政治问题而非仅是两个国家间的问题。二战以后,德国已经在历史观和国家法律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日本,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其次,人为什么会不把别人当人(而加以大肆杀戮)?或者说,战争中的杀人理由究竟能否为人性价值观所接受?——这个问题并不专门针对日本,却是一个比“忏悔的人性”更为普遍和重要的人性问题。其实,不需要怀疑日本兵角川饮弹自尽的正面人性意义,需要怀疑的是导演对人性理解的深度及其价值观。如果只是承受不了良知的压迫而自杀,那不会改变其他角川的杀人行为;我们关心的不是个体,或者说,个体的重要性在这里是要体现普遍人性的深刻性。忏悔杀人和探讨何以杀人,根本就是两回事。忏悔不可能抹杀杀人的人性之恶问题。“泛人性化”的陆川缺乏把握历史的睿智,没能抵达人性的深处,廉价而肤浅地处理了战争和人性的深刻性问题。
3、
同样,对于拉贝的刻画,也是《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两者间引起比较和争议的地方。虽然都是以《辛德勒名单》作为模仿目标,但很显然,两部影片都没有成功。《拉贝日记》老实有余,才气不足,但看得出非常重于史料,严格依据原始日记的基础,包括对数字、日期等细节的处理,清晰描述了国际安全区从动议到收场的完整脉络,给观众补充了大量对于这段历史的知识盲点,人物和故事都显得真实可靠。另一方面,《拉贝日记》还强调了拉贝内心的冲突和转变,铺叙一个不理政治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商人,如何在战争浩劫中显露人性的过程。比较而言,《南京!南京!》为了正面塑造角川形象,“必须”模糊或削弱拉贝的面目。陆川的拉贝不仅对日本军队唯唯诺诺毫无办法,关键时刻还撤离了,导致安全区成为杀场。这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从思考和技术的多个角度来看,陆川都没能运用好拉贝的丰富资源。拉贝是可以和角川互补的,但可惜就像对角川角色的肤浅处理一样,拉贝也被简单、单向地处理了。仅从艺术手法上看,陆川在此也不显高明。
陆川是个富有才华和个性的导演,但要拍出“大片子”,还要有相匹配的深刻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支持。
第2个回答 2009-07-06
抗战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这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主要是在北方,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方发展自己的实力,当然期间就要有‘大捷’了。
但是,共产党这么做事有其历史原因的,除了发展自己之外,就是共产党不敢暴露实力。‘百团大战’的发生其实是个意外,彭德怀只打算打一次‘大捷’似的战斗,但是当时各地武装组织纷纷参战,导致共产党过早的暴露实力。这也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看历史不要只看一面。
说道屠杀,历史上屠杀的事太多了。长平之战后,白起一下就坑杀了降者四十五万人。当然有人会说白起杀的是‘军人’,但是蒙古军队‘所到必屠’,清军的嘉定三日,扬州三屠,以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杀的都是平民。或者又有人说蒙古和清军是‘外族’,那么曹操屠城就不只一次了,徐州、彭城、邺……等等,杀人何止百万。
这么说不是为日本开脱,只是说在历史上,战争中屠杀一事很常见。
第3个回答 2009-07-05
有…… 人名中的敌后运动是明显的地位调高……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党员的人数急剧增加……
在南京的日本人当时就是没有人性的,都是丧心病狂的……
第4个回答 2009-07-06
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
第5个回答 2009-07-05
1.中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通过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取得了合法地位.军队有了两个军的正式番号(八路军和新四军),政府有了边区政府.这是中共地位最显著的变化. 另外,中共通过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军队.从最初几万人军队,到抗日胜利时已经有百万人的军队.
2.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