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
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当其时，中国丰富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对推动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一、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
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
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
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
麦哲伦(F．D．Magalh*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796年(
嘉庆元年)以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
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2]。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3]，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那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5]。就是说，直到182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占着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
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6]。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7]。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8](p109)。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多战乱、灾荒、
瘟疫流行，经济曰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当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
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到广东贸易而流人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人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万两[11]。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12]。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二、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15—19世纪初中，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却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
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
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
柬埔寨、暹罗、
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 里[15](P301)。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7]。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
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8](p115,109)
龙思泰于1798年(在嘉庆朝)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15]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18]，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
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
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工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络绎不绝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