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源上讲上海话属于吴语，吴语有数千年历史，现代吴语比较接近中古汉语。普通话来源于满清官话，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所以上海话和普通话在词汇、语法、发音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境内外各种关于汉语发展史的研究论著一致指出，汉语语音在宋元易代前后发生过一次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北方原金朝统治区内的主流语言较之北宋时的官方语言产生了如下差异：全浊音声母依据声调（原声调）转化为阿尔泰语系中相对应的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与入声有紧密关联的复杂的辅音韵尾归并转化，成为简单的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入声在北方从此消亡；大量平舌擦音和舌头音变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特有的翘舌擦音；部分原来的入声非重读变调音转变为新的读法——轻声；儿化音发展成熟。这种新兴的语音结合从契丹、女真、蒙古语借用来的大量动词、形容词、代词和介词以及简化了的汉语语法，成为了一个新的语种——官话。
随着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官话方言漫过原先的宋金边界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扩展传播，进入湘语、吴语这两种南方汉语的使用地区，与它们交叉折衷，形成西南官话和江淮（下江）官话这两种分支，并凭借政治优势，深刻地影响了吴、湘、粤、赣、客、闽等南方汉语的语音、语汇和语法，在数百年间推动着江淮官话——吴语、西南官话——湘语之间的地理界线向对方地域分别移动了数百公里和一千多公里，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汉语语种地理的基本格局。
明代先后以朱元璋故里的江淮官话和北平地区的华北官话作为官方语言；清代女真族第二轮涌入中原，进一步胡化华北官话的语音，大量清洗官话中的古汉语词汇，致使言文脱离现象日趋严重，最终奠定今天北方汉语以及日后的普通话的基础。
南方汉语在此期间也遵循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小步变化，但基本上保持了历代南迁汉人带来的古汉语传统。南方汉语在历史上也受到了非汉族语言（古代当地其他汉藏语系语言和南亚语系语言）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犹如近代美国英语受印地安语影响那样，只是弱势语言对侵入的强势语言的反渗透，并没有改变其主体的纯粹性。吴语和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旧湘语保留了十三世纪以前汉藏语系语言区别於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语言的重要标志:全浊音，即保留了辅音三分体系p-ph-b/t-th-d/tz-ts-dz/tc-ch-dzh/k-kh-g/?-小舌h-h和二分的s-z/sh-rh(3)，避免了沦为世界语言大家庭中偏僻孤立的通古斯语语音体系的俘虏，从而成为可以轻松驾驭ph-b、p-ph、p-b等多种二分语音体系的穿梭工具，以上是江浙人和少数湖南人学习外语容易读准辅音的缘故。粤语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辅音韵尾（入声赖之而存）；六种南方汉语都保留了古汉语的连续变调法则，多多少少地保留了古入声和古上声，这在日、朝、越等外语的汉语借词的读音中都找得到对应。事实证明“六语”地区的学生学习外语时对短元音和调核（重音）现象的掌握能力强於官话地区的学生，缘故在此。
南方汉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和一部分古代语法，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追溯古典人文传统的重要资料。南方汉语内部的巨大差异，源於汉族南迁的批次差异以及受官话影响的程度差异。另外，清政府取得中国统治地位后，由于尊崇汉族文化的心理和对汉语规律的陌生，并没有贸然推翻古汉语作为统一书面语言的地位，言文不一致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
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考虑中国进入世界文明的问题，于是认识到统一的官方用语的重要作用”（美国语言学家Jerry Norman语），众多汉语标准语的方案被提出并争议。早先较流行的调和折衷武汉、西安、北平、南京等地语音的“杂烩”方案最终音宣传力度不够、不为保守势力接纳而流产；后起的“懒惰”的方案以原满清帝国首都的北京话为基础、“去掉一些土话、并加进少许其他地方的用语”（出处同上），因简单通俗并且极大程度上迁就现状而被普遍接受。这种统一的“书面化口语”最终在官话占绝对优势的北洋政府时代的首都趁着五四反帝运动的社会激动情绪击溃了与南方汉语有着血脉联系的古代汉语，成为教育界“愤青”和左翼政治势力用以标志自身“革命性”的无形徽章。南方汉语也因“落后”、“不合潮流”而沦为弃儿，成为“革命”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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