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交锋——友谊的开端
宋仁宗执政期间,起用了一些有志之士,准备实行政治改革。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四月,深孚众望的范仲淹从陈州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负责向皇帝进言)。欧阳修此时正在西京洛阳,他与范仲淹素不相识,但本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毫不犹豫地给后者写了一封信:《上范司谏书》。
欧阳修在信里对范仲淹说道:七品官的司谏,对于您来说,没有什么可喜的。而我们大宋朝廷,能与皇帝随时讨论国家大事的,只有宰相与司谏(别的官员只能负责本职,不能越职言事),因此,谏官的作用,就非同小可了。
他说:“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您看,宰相和司谏能与天子“争是非”,纠正天子的错误,这是重要的工作岗位啊!如果司谏的言论能被朝廷采纳,那么,结果是:不但“言行“,“道亦行也”——你所坚持的正确道理也能大行于天下了。大力提倡说真话的欧阳修看来,一个搞政治的人,不敢说真话,是不可以的。
他此刻担忧的是:范仲淹上任以来一段时间,作为谏官,竟没有一句对皇帝的建言,因此,他在信中这样说道:“您才从陈州被召到京都时,洛阳的士大夫互相说道:‘我可认识范君,太了解他的才能了。这次他来到京城,不被任命为御史,就一定被任命为谏官’。一到任命的消息传来,果然如此。
于是大家又议论说:‘我了解范仲淹君,知道他是个贤人。以后有一日听到有士大夫面对天子,以鲠直的言辞,正义之色,对皇帝进行论争规劝者,一定不是别人,必定是我们的范君啊!’自从您受命以来,我们都翘首踮脚久久等待着您在朝廷直言规谏圣上的消息,而最终等来的,是您一点言论都没有发表……”
欧阳修对他这位素未谋面的同僚,期待是多么殷切!
在这封信里,欧阳修甚至还向范仲淹发出了“警告”:“九卿、各部的官员、州县的长官、主管某方面的职务,他们便承担某一职务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国家大事,也应当承担着国家的责任。然而从宰相、九卿到下面各级官吏,失了职,他们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责备,谏官失了职,他们会受到正直君子的讽刺。”
欧阳修这一段话语,为范仲淹这样有庄严历史责任感的士大夫提了醒,可以想见,对他的思想冲击,是极大的。接到这封信后不久,范仲淹便以极大的气魄,发动了庆历革新运动,在北宋掀起了一股改革高潮。这与他的胆识、学养,有密切的关系,但与欧阳修那出以公心的激励,也有一定联系。
二人的结识,友谊的建立,是从这一封信开始的。
二、出以公心——决不沾光的交谊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宋王朝重新启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掌管兵事。这时,他想趁机召用欧阳修为掌书记,跟随在他身边,而欧阳修却推辞了。他说:“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过去我支持你范仲淹,并非为我一己之利,我可以和你一起被贬,却不一定与你同升”)。
“同其退”,指的是在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因极力推动改革被贬出朝廷,欧阳修挺身而出,为范辩护,自己也被贬向夷陵(今湖北境内)。范仲淹成为边防主将,并准备打造得心应手的队伍时,他邀请欧阳修来到自己麾下做掌书记——用自己的熟人或朋友共事,这是在古代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但与人们的处世常识相反,欧阳修并未接受范仲淹的邀请,他坚持“不同其进”,终于没有进入范仲淹的幕府,“失去”了一次被提拔的机会。但他的高风亮节,也从而彰显于世,令人钦仰。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两位男子汉政治家之间高尚情谊的深厚博大之基础。
三、挺身而出——再一次论救志同道合的朋友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听到了范仲淹等人被免职的消息,他寝食难安,挥笔写就《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竭力论救杰出的改革者们。他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终于被流言蜚语所谗害。
本年,谏官钱明逸诬指欧阳修与其甥女张氏有暧昧关系,侵吞张家财物。仁宗派人调查,结果,“券既弗明,辩无所验”(《谪滁州制诰》),但无辜的欧阳修也竟因此被免去现任职务,放至滁州做太守。这对他的身心,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就是在庆历六年(1046)这一年,文学史上的一次思想艺术火花碰撞的奇异景象出现了。两篇光耀中华文坛上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同时诞生了。前者为被贬知邓州的范仲淹所作,后者为被降职于滁州的欧阳修所作。两篇名作,都采用了关于楼阁亭台的记体散文这一文体。
此种文体,不拘一格,最易于题外发挥,亦正是宋人所长也;两篇名作,心灵息息相通。范仲淹欢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所欢乐者——“人知从太守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范仲淹之文,对比鲜明,热烈唱叹,欧阳修之作,舒缓沉吟,涉笔成趣。
二者风格各有不同,然而抒发“先忧后乐”的怀抱,却是相通的。这两位一贬邓州、一贬滁州,南北音信难通的政治家,决没有想到当自己在通过记体散文抒发怀抱理想时,挚友也正提笔构思,用同样文体抒写同样的情怀。悬想二贤当读完对方的文章后,一定会会心地掀髯一笑吧!
四、倾诉真情——毫不做作的私人交往
从领导能力与地位上说,范仲淹都高于欧阳修,而后者虽然是革新中一成员,他的政治家素质比范仲淹毕竟稍逊一筹。然而欧阳修并不因此就在范仲淹面前缩手缩脚,范仲淹也并未以改革的总设计师自居,要求欧阳修等士大夫紧密团结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人周围。
他们互相爱护,互相批评,开诚布公,实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家关系的典范。由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密切合作,又都是高层领导人物(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委员”)。而他们之间,并非总是扳起面孔,一本正经的模样。他们之间的心灵默契,已经达到了不假掩饰的地步了。
我们阅读范仲淹的集子,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铁骨铮铮的汉子范仲淹,在他政治生涯中最感无奈之时,用他少见的消极、脆弱笔调宣泄牢骚。而倾听他的牢骚话的,恰是他的同僚欧阳修——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在《剔银灯》中,范仲淹嘲笑着三国的曹操、孙权、刘备,他们把一生的心力都用在你争我夺上,哪里比得上那天天以喝酒度日的晋朝人刘伶?他还感叹,人生总没有能活到百岁的。幼年时不知事,等老年时,又衰弱得不成样子。
只有中间青壮年最可宝贵,怎么会忍心用这宝贵时间追求功名呢?即使做了一品大官,又怎能躲避那衰老的规律呢?这么消极的话语竟出自范仲淹这样的高层领导(范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他将这一作品,赠与欧阳修,正表明了他与欧阳修的关系之不一般。
在欧阳修面前发发牢骚,说点泄气话,这对刚毅的范仲淹来说,是必要的——他心中的脆弱之处,只有在知心人之间的发泄,才真正产生一吐为快的目的。
欧阳修与范仲淹等宋人的情谊,在中国历史上,是大有研究之必要的。若想使中国知识分子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让他们有着比文化繁荣、“文质彬彬”的宋朝更广阔的思想自由独立空间。在这方面,宋朝已经作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让我们借鉴宋人的经验,走出宽广的自由民主之路。
扩展资料:
范仲淹,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
康定元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
欧阳修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参考资料1:百度百科-范仲淹
参考资料2:百度百科-欧阳修
参考资料3:百度百科-上范司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