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交锋——友谊的开端
宋仁宗执政期间，起用了一些有志之士，准备实行政治改革。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四月，深孚众望的范仲淹从陈州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负责向皇帝进言）。欧阳修此时正在西京洛阳，他与范仲淹素不相识，但本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毫不犹豫地给后者写了一封信：《上范司谏书》。
欧阳修在信里对范仲淹说道：七品官的司谏，对于您来说，没有什么可喜的。而我们大宋朝廷，能与皇帝随时讨论国家大事的，只有宰相与司谏（别的官员只能负责本职，不能越职言事），因此，谏官的作用，就非同小可了。
他说：“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您看，宰相和司谏能与天子“争是非”，纠正天子的错误，这是重要的工作岗位啊！如果司谏的言论能被朝廷采纳，那么，结果是：不但“言行“，“道亦行也”——你所坚持的正确道理也能大行于天下了。大力提倡说真话的欧阳修看来，一个搞政治的人，不敢说真话，是不可以的。
他此刻担忧的是：范仲淹上任以来一段时间，作为谏官，竟没有一句对皇帝的建言，因此，他在信中这样说道：“您才从陈州被召到京都时，洛阳的士大夫互相说道：‘我可认识范君，太了解他的才能了。这次他来到京城，不被任命为御史，就一定被任命为谏官’。一到任命的消息传来，果然如此。
于是大家又议论说：‘我了解范仲淹君，知道他是个贤人。以后有一日听到有士大夫面对天子，以鲠直的言辞，正义之色，对皇帝进行论争规劝者，一定不是别人，必定是我们的范君啊！’自从您受命以来，我们都翘首踮脚久久等待着您在朝廷直言规谏圣上的消息，而最终等来的，是您一点言论都没有发表……”
欧阳修对他这位素未谋面的同僚，期待是多么殷切！
在这封信里，欧阳修甚至还向范仲淹发出了“警告”：“九卿、各部的官员、州县的长官、主管某方面的职务，他们便承担某一职务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国家大事，也应当承担着国家的责任。然而从宰相、九卿到下面各级官吏，失了职，他们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责备，谏官失了职，他们会受到正直君子的讽刺。”
欧阳修这一段话语，为范仲淹这样有庄严历史责任感的士大夫提了醒，可以想见，对他的思想冲击，是极大的。接到这封信后不久，范仲淹便以极大的气魄，发动了庆历革新运动，在北宋掀起了一股改革高潮。这与他的胆识、学养，有密切的关系，但与欧阳修那出以公心的激励，也有一定联系。
二人的结识，友谊的建立，是从这一封信开始的。
二、出以公心——决不沾光的交谊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宋王朝重新启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掌管兵事。这时，他想趁机召用欧阳修为掌书记，跟随在他身边，而欧阳修却推辞了。他说：“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过去我支持你范仲淹，并非为我一己之利，我可以和你一起被贬，却不一定与你同升”）。
“同其退”，指的是在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因极力推动改革被贬出朝廷，欧阳修挺身而出，为范辩护，自己也被贬向夷陵（今湖北境内）。范仲淹成为边防主将，并准备打造得心应手的队伍时，他邀请欧阳修来到自己麾下做掌书记——用自己的熟人或朋友共事，这是在古代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但与人们的处世常识相反，欧阳修并未接受范仲淹的邀请，他坚持“不同其进”，终于没有进入范仲淹的幕府，“失去”了一次被提拔的机会。但他的高风亮节，也从而彰显于世，令人钦仰。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两位男子汉政治家之间高尚情谊的深厚博大之基础。
三、挺身而出——再一次论救志同道合的朋友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听到了范仲淹等人被免职的消息，他寝食难安，挥笔写就《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竭力论救杰出的改革者们。他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终于被流言蜚语所谗害。
本年，谏官钱明逸诬指欧阳修与其甥女张氏有暧昧关系，侵吞张家财物。仁宗派人调查，结果，“券既弗明，辩无所验”（《谪滁州制诰》），但无辜的欧阳修也竟因此被免去现任职务，放至滁州做太守。这对他的身心，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就是在庆历六年（1046）这一年，文学史上的一次思想艺术火花碰撞的奇异景象出现了。两篇光耀中华文坛上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同时诞生了。前者为被贬知邓州的范仲淹所作，后者为被降职于滁州的欧阳修所作。两篇名作，都采用了关于楼阁亭台的记体散文这一文体。
此种文体，不拘一格，最易于题外发挥，亦正是宋人所长也；两篇名作，心灵息息相通。范仲淹欢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所欢乐者——“人知从太守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范仲淹之文，对比鲜明，热烈唱叹，欧阳修之作，舒缓沉吟，涉笔成趣。
二者风格各有不同，然而抒发“先忧后乐”的怀抱，却是相通的。这两位一贬邓州、一贬滁州，南北音信难通的政治家，决没有想到当自己在通过记体散文抒发怀抱理想时，挚友也正提笔构思，用同样文体抒写同样的情怀。悬想二贤当读完对方的文章后，一定会会心地掀髯一笑吧！
四、倾诉真情——毫不做作的私人交往
从领导能力与地位上说，范仲淹都高于欧阳修，而后者虽然是革新中一成员，他的政治家素质比范仲淹毕竟稍逊一筹。然而欧阳修并不因此就在范仲淹面前缩手缩脚，范仲淹也并未以改革的总设计师自居，要求欧阳修等士大夫紧密团结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人周围。
他们互相爱护，互相批评，开诚布公，实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家关系的典范。由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密切合作，又都是高层领导人物（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委员”）。而他们之间，并非总是扳起面孔，一本正经的模样。他们之间的心灵默契，已经达到了不假掩饰的地步了。
我们阅读范仲淹的集子，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铁骨铮铮的汉子范仲淹，在他政治生涯中最感无奈之时，用他少见的消极、脆弱笔调宣泄牢骚。而倾听他的牢骚话的，恰是他的同僚欧阳修——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在《剔银灯》中，范仲淹嘲笑着三国的曹操、孙权、刘备，他们把一生的心力都用在你争我夺上，哪里比得上那天天以喝酒度日的晋朝人刘伶？他还感叹，人生总没有能活到百岁的。幼年时不知事，等老年时，又衰弱得不成样子。
只有中间青壮年最可宝贵，怎么会忍心用这宝贵时间追求功名呢？即使做了一品大官，又怎能躲避那衰老的规律呢？这么消极的话语竟出自范仲淹这样的高层领导（范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他将这一作品，赠与欧阳修，正表明了他与欧阳修的关系之不一般。
在欧阳修面前发发牢骚，说点泄气话，这对刚毅的范仲淹来说，是必要的——他心中的脆弱之处，只有在知心人之间的发泄，才真正产生一吐为快的目的。
欧阳修与范仲淹等宋人的情谊，在中国历史上，是大有研究之必要的。若想使中国知识分子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让他们有着比文化繁荣、“文质彬彬”的宋朝更广阔的思想自由独立空间。在这方面，宋朝已经作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让我们借鉴宋人的经验，走出宽广的自由民主之路。
扩展资料：
范仲淹，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
康定元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
欧阳修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参考资料1：百度百科-范仲淹
参考资料2：百度百科-欧阳修
参考资料3：百度百科-上范司谏书
1033年，范仲淹被贬睦州知州。数年后，回朝廷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时执政的是吕夷简，此人为相多年，顽固守旧，因循苟且，无所建树，以致用人唯亲，吏制败坏。正直敢言的范仲淹作了一张《百官图》图表呈奏仁宗，说明怎样任命官吏才不失公正，并阐明宰相不该一手操纵用人之权的观点，这件事得罪了吕夷简。后又因契丹威胁，宋廷讨论迁都之事，范，吕二人意见不和，范仲淹措辞激烈，举汉成帝时尸位误国的张禹影射吕夷简，而彻底得罪当朝宰相。被攻击私结朋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贬为饶州知州。事发后，有感于范仲淹气节的朝官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纷纷上疏为其鸣不平，但都被免职降职。这时，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为保全自己，划清界限，处处说范仲淹的坏话。听闻他的毁谤，官为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怒发冲冠，慷慨激昂的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怒斥其为“君子之贼”，讽刺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信末还挑战式的提出：“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不想高若讷真的将这封信上奏朝廷，时年29岁的欧阳修被加上“显露朋党之迹”的罪名，贬为峡州夷陵令（今湖北宜昌）。
1045年，范仲淹等人受到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诬陷，仁宗虽没有轻信谣传，但范仲淹亦感到不安，自请外任，被罢免相位，新法也随之废止。这时，欧阳修又站出来了，他“慨言上书”，为范仲淹，为新法讨说法，这次触怒了当局者，被借故下狱，接着贬为滁州知州（今安徽境内）。次年，也就是1046年，年仅40岁的欧阳修写下了天下闻名的《醉翁亭记》。
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交情至厚，还体现在文章的心有灵犀上。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和经历，同年遭贬，远离京城，同一年分别写下了《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篇著名的散文。两篇文章风格迥异，思想却不无相通之处。欧阳修被贬后，心情不免郁闷，他曾感叹：“颜催鬓改真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赠沈博士歌》），而在《醉翁亭记》中，却写得其乐融融，仿佛毫无痛苦，但恰恰这一点却耐人寻味。纵观全文，它与《岳阳楼记》在精神深处有一致的地方，一方面向当局者诉说着什么，另一方面文章对同遭受打击的战友以告慰和勉励。虽然《岳阳楼记》主要写“忧”，《醉翁亭记》通篇写乐。但他们都在宣扬一种“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古仁人之心”。
总之，范仲淹和欧阳修的交情是深厚的，他们既是同事又是战友，既是文友又是一对不折不扣的难友，范仲淹死后，欧阳修的思想趋于保守。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欧阳修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朋党论》，就是因为他支持范仲淹改革，别人攻击他和范仲淹是同党，他向皇帝上书进行陈述而形成的。他讲小人是没有同党的，他们因为利益需要而暂时集中在一起，但到了有利益冲突时，他们又会反目成仇。只有君子才能结从真正的同党，因为君子所以奉行的、遵循的、实践的都是名节、忠信，他们可以志同道合，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来服务于国家。他是这么写，现实也是这么在实行。他奉行的君子可以共患难，而不必同富贵，从他和范仲淹的一段交往中可以略见一斑。
范仲淹由于针砭时弊触怒了皇上而被贬斥，在朝廷上的官员大多数都在讨论如何想办法救范仲淹，只有司谏高若讷当廷拍皇上的马屁，说应该把范仲淹赶出朝廷。对于这种落井下石的小人之举，欧阳修当场就十分气愤，但碍于在朝堂之上不便于发作。回去后他连夜写了一封信给这位高大人，措辞十分严厉，对他的不义行为进行了责备，说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个高大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受此羞辱岂肯善罢甘休？他马上向皇上告发了欧阳修。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以后升迁一直很慢。后来范仲淹得到提拔，担任陕西经略使。他当然不会忘记欧阳修在自己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壮举，觉得要报他的恩。于是，他要求调欧阳修来做自己的秘书，当高级幕僚。欧阳修却笑着拒绝说：“昔者之举，岂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意思就是说，我当初的举动，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吗？我与你一起被贬是可以的，但不必
要一起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