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9日，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在法国。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然而波尔多也绝非偏安之地。
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精疲力尽，全线崩溃，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它途。法国政府乱作一团。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honundedestin”（应运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乐决定在这降与搏的最后关头尽最大努力把部队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
不出所料，巴黎终于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军占领。这期间，戴高乐奔走于英法之间，他想通过借助英法联盟的力量，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
戴高乐决心下定，要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但在法国本土已根本无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携妻子女儿，飞往伦敦。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已达伦敦。昨日曾根据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3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可是，贝当政府已经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了，戴高尔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
6月30日，贝当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改判戴高乐“死刑”。
6月30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尼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上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3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7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7000之众。
8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所首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月27日，是继6月18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宣言最后说：“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1941年9月21日，戴高乐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堂而皇之地组织起来。委员会不仅健全了经济、财政、外交、军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机构，而且任命了部门官员。戴高乐自然成为委员会主席，即当然的政府首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