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09-23
1864年曾国藩统帅湘军攻克太平天国天京，其功迹、声誉达了人生的顶点。天京陷落之前的湘军集团多名重要将领，其中主要有彭玉麟，1857年受安徽巡抚；沈葆桢，是1861年任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李鸿章，1862年任江苏巡抚；左宗棠，1862年任浙江巡抚；杨岳斌，1864年天京陷落前受陕甘总督；李续宜先任湖北巡抚后调为安徽巡抚。湘军集团都已经占了半壁江山了，而且手里掌控着30万重兵，曾国藩为何不称帝？很多学者经过研究，举出N 个原因，但是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
一是湘军内部将领离心离德。在湘军将领中只有彭玉麟可以称得上曾国藩的死党，曾国藩的弟弟九帅曾国荃，与湘军多位将领关系不和，这些人对曾国荃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成见很深，所以让那些督抚冒着生命危险去跟曾国藩造反，可能性还真不大，即便造反成功又如何呢？又不可能人人都做皇帝，因为大家都已经做了督抚了，这官已经够大了，已经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动力。
二是湘军因腐败战力下降。攻陷天京之后，迅速腐化堕落，战斗力急剧下降，天京城破10日之内，街上经常出现湘军士兵成群结伙相互火拼的情景，直到一个月后，城内各军善混乱不止，兵勇相互掠夺，时有杀伤，指望这样的士兵去打仗，那就跟闹着玩一样，曾国藩本人也注意到湘军战斗力下降，在致李鸿章的信中所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如果靠这样的军队去北伐清廷，怕是过不了黄河就得跑一大半。
如果说曾国藩反清自立，不取得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支持，那是毫无成功希望，曾国藩若反清，自然的不能再打着道德的旗帜，因为此时，以当时的社会眼光来看他造反本身就是不道德，但是当时的李鸿章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是他在多种场合，对曾国藩颇有微词，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太融洽，这李鸿章那就更是个投机派，可以推测如果曾国藩造反，李鸿章会不偏不倚，倘若曾国藩顺利的话那还好，要是不顺利的话有可能背后捅刀子，而去帮助清廷对付曾国藩。清朝廷也采取相对应措施，清廷对曾国藩的下属多人封为督抚要职，采取拉拢扶持政策，次之与曾国藩离心离德，甚至分庭抗礼，达到自己控制和利用的目的。
三是清军对湘军早有防范。大清朝庭在军事上，布置兵力，形成对曾国藩和湘军的包围之势，在南京西面，领钦差大臣和满族重臣官文把守武昌，控制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占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领兵驻扎于皖鄂之交，虎视南京。这样一旦发现其有异心即可迅速出动，三面围堵，剿灭叛军。
四是儒家文化的信仰决定他的选择。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曾国藩其实不是忠于大清朝庭，而是忠于儒家文化。曾国藩当年以一介书生领军，起兵之时就在出征檄文里说过，他是为“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文集·讨粤匪檄》）的理由而出兵的。也就是为了拯救传统儒家文化，而非拯救那个腐朽的满清朝廷而出兵的。他不称帝是想做“圣贤”，而非做英雄。
其实这几点都经不起史料的推敲。首先说第一条，攻下天京之后，曾国藩的声誉达到了顶点，那些他提拔的将领都唯马首是瞻，据史料记载，包括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第一时间向曾国藩表忠心，劝进，那些中下级军官更是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他们当时很多人是督抚没错，可是谁不愿意当开国功臣呢？你以为李鸿章忠于大清吗？他比谁都看不起当时的同治，他是曾国藩最忠诚的学生。
传说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这四位湘军集团的大佬，在南京的玄武湖曾经有过一场密谋，史称玄武湖会议。之后曾国荃率三十多位湘军的高级将领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对这批将领的意图心知肚明，便推辞不见。大家见曾大帅不肯出来相见，更是群情激动，反复让人进内府去请。但不管怎么请，曾国藩也坚决不出来见大家。后来僵持了半天之后，曾国藩让人送了一副对联出来。据说所有人看到这副对联之后，有的感慨，有的摇头，有的叹息，甚至还有人热泪盈眶。最后曾国荃说了一句话：“大家什么也不要再讲了，今天的事儿以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老九一人担当好了。”如此一说，众人才纷纷散去。这副对联很有名。上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下联是“流水高山心自知”！还有一说是上联“进一步身败名裂”，下联“退一步流芳百世”。（我在此声明，这个故事我没有查到史料，权作旁证。）
第二条理由更难成立。湘军攻破天京确实有烧杀抢掠，而且掠夺了很多财物回湖南。但是，还是有大部分人没有抢到，想再搏一把。曾国藩有30万大军，掌握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半壁江山，以及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更合乎逻辑的是，这批发财了湘军会给后来加入的人一个榜样，就是跟曾大帅干，我们也可以发财升官。只要他振臂一呼，大清那点败军那是湘军的对手？
第三条，至于大清在军事上那点部署，也不值一提，都是“竹条穿豆腐”——提不起来的贷色。冯子材现在我们知道是个名将，但当时的冯子材还没有成名，在大清军队中不过就算个“路人甲”、“路人乙”的角色，不能和曾国藩相提并论，甚至不如湘军中的一个副将的级别高。像僧格林沁这些满蒙将领都是徒有虚名，当时都已经被八军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如惊弓之鸟，还那里有斗志。
再说第四条也经不起推敲，在巨大的利益“青史留名”面前，没有人，包括圣人会拒绝的。
那么究竟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呢？笔者经过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败给了时间。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1 月26日）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到攻破天京时的1864年，他已经53岁了，这在当时算是老龄了，这时的曾国藩已经被政务、军务掏空了身体，积劳成疾。据记载，此时曾国藩眼疾特别严重，有可能得了青光眼或严重的老花，已经不能正常批阅文件。此时的曾国藩，除了巨大的威望，大概就是一个“空架子”，湘军集团正是有这个“空架子”在，那些骄兵悍将才不至于四分五裂，各自为战。如果曾国藩一旦倒下，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压服这些这些骄兵悍将。君不见当年的吴三桂，也是这个年龄造反，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手下的武将们投降的投降，自相残杀，四分五裂，被清军各各击破。当一个历史机会摆在曾国藩面前，你以为他没有心动过吗？想想吴三桂的结局，他是有自知之明的：时间不在我一边啊，奈何！就立功、立德、立言吧！
第2个回答 2020-09-23
革命元勋赵声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党，向新军士兵宣传革命，痛斥曾国藩是汉奸，为异族杀戮汉人，屠城金陵，结果新军士兵愤怒，一把火把南京玄武湖湖神庙中供奉的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的画像烧了，赵声在辛亥革命前病逝，死后被孙中山追授为上将军。显然革命党认为曾国藩是汉奸。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做鼓吹革命的唱词：“章太炎：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章太炎称洪秀全为天王，曾国藩为汉奸，显然认为曾国藩是汉族的叛徒。
这都是同盟会、国民党的看法,他们对曾国藩的意见是基于民族方面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你曾国藩是汉人,是读过儒家经典的儒生,应该记得儒家公羊派的大复仇理论,《公羊传·庄公四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当初清军南下,在湖南湘潭地区搞过大屠杀,在湘潭杀了九天九夜,事后发生了大瘟疫,湖南人从那时起养成了嚼槟榔祛病的习惯,这些事情作为湖南人的曾国藩不知道吗?
清末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里有这样一段“。。。。吾人为言以告我同胞曰：贼满人入关之时，被贼满人屠杀者，是非我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被贼满人奸·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记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义，故子不能为父兄报仇，以托诸其子，子以托诸孙，孙又以托诸玄来仍。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若有灵，必当不瞑目于九原。。。。”
而且曾国藩起兵为满清续命时,满清皇帝根本不信任他,处处给小鞋穿,要不是八旗绿营表现太差,曾国藩根本没有机会上位.曾国藩为了取得满族统治者的信任,拼命屠杀自己的汉人同胞来作为投名状: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曾国藩是书生带兵，可是他却毫无书生带兵的通病----妇人之仁。相反，他嗜杀成性，十分残忍，还颇为自得的说：“为了灭匪，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简直比曹操的“宁我负人，无人负我”还要够酷，够狠，够无耻。
那么，曾国藩口口声声所称的匪又都是什么人呢，他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誓当尽除湖南大小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一律。”
本来是要严办土匪的，但是通篇土匪只字未提，却把会党、“无赖之民”与土匪等同。土匪啸聚山林，来路抢劫，残害人民，危害社会，剿之可也。而会党却是带有一定革命性质的反清组织，曾意欲何为？如此处心积虑的扩大打击面。曾国藩的功名利禄都是清政府给的，他早已把身家性命和满清这条破船紧紧的绑在了一起，当然仇恨带有革命倾向的会党了，当然他也就痛恨志在推翻清政府的太平天国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