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与《历史》
生平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5—425年）是早期希腊史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写的《历史》或《希波战争中》一书是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古希腊史著，因此为后世史家提供了一个模仿和遵循的范式。古罗马政治家和大学者西塞罗曾高度评价他的贡献，称其为“历史之父”。但古代也有一些权威对他很不以为然，谓之“谎言之父”。著名史家普鲁塔克专门撰写一文《论希罗多德的阴险》，指责他任意歪曲事实真相。从现代史学发展的水平看，历史之父与谎言之父的评定都不准备。
希罗多德个人生平材料很少，从他的著作和后人零星记载中可知他是小亚细亚南部多利安人殖民地邦哈利卡纳苏（现土耳其西南部的伯德鲁姆）人氏，出身殷实家庭，母亲是当地卡里亚人。哈利卡纳苏的希腊人同当地人结亲是习见的现象。这种民族杂居和融合或许是希罗多德毫无民族偏见的原因之一。早年的希罗多德看来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族中，其父母给了他良好的教育条件，他的叔父帕尼阿西斯(Panyassis)是诗人和史家。家庭背景往往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选择，小希罗多德后来所显露出的对诗歌和历史两方面的造诣与此不无关系。青年时期的希罗多德曾参与城邦政治斗争，反对僭主吕格达米斯，失败后遭放逐。他的这一政治经历似乎决定了他对希腊政体的价值评估。在他的《历史》中始终对民主制持肯定态度，对自由充满感情。这样的政治立场在古希腊思想家中并不多见，因为大多数思想家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批评者和贵族共和制的拥护者。可能在放逐时期，也可能在此前后，希罗多德进行过广泛的旅游，到过埃及、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南俄、希腊半岛等地，并长期在雅典居住，同雅典著名民主派政治家伯利克里过从甚密。据说在伯利克里建议下，他参加雅典开发南意大利殖民地图利依的活动（公元前443年），从而又去过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他的去世时间和地点目前也属悬案，仅可以肯定他死于伯利克里之后，即公元前429年以后。他动笔写作《历史》大概是在雅典逗留期间，挂笔则已是图利依的居民了。
著述
希罗多德选择希波战争为自己调查研究的课题不是偶然的。他的大半生、尤其是他人生观形成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处在那场战争的巨大漩锅之中。哈利卡纳苏是参战邦，被裹胁进波斯的入侵大军。战争旷日持久，影响到东地中海地区整整两代以上的希腊人，形成他们一生难以解脱的情结。因此经历过战争的早期希腊史家都对战争表现了浓厚兴趣，相当多的选题围绕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希罗多德当然不会例外。他肯定很早便蓄志为战争作史并在各地云游期间有的放矢地收集相关史料。如果不是久已立志，《历史》中那样广博集中的史料是不可能得到的。他的自觉、他的记史责任心鲜明地写在《历史》的首页上：“这里发表的是哈利卡纳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发表它们是为了记住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特别要说明他们发生冲突的原因。”在这里希罗多德第一次提出史学的基本任务——记载和解释，即记住人类的创造活动，揭示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他特别指出《历史》是经过他头脑思考加工的产物，不是简单的记忆。
现今流传的《历史》共计9卷，各卷内的小结构显得松散，具体叙述常常走题，但大结构仍能坚持探询希波战争的原因与记述人类功业的主题。9卷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比较紧凑清晰的逻辑关系。头4卷和第5卷前27节是关于战争的背景介绍，占去全书一半篇幅，好象戏剧中冗长的开场白，绕来绕去，不厌其详，透着希罗多德追根问底的苦心。所幸希罗多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摆脱了束缚手脚的编年手法，运用史诗和戏剧变换时空的特长，晓畅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的史事情节，克服了冗长可能带给读者或听众（古希腊因书写材料和复制书本技术的局限，一部著作的发表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往往取决于作者在公共场合的朗读）的烦闷。读《历史》似乎在和希罗多德一同漫步，眼睛注视着他的面孔，耳际盘桓着他的声音，随他漫游地中海世界，徜徉在遥远的过去。史诗和戏剧手法给全书涂上了一层艺术色彩，从而引起了不少人对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非议。
《历史》的正文是从希腊人与异邦人的第一次冲突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小亚强国吕底亚征服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牵引出吕底亚的历史，国王克洛索斯与波斯国王居鲁士的恩怨及战争。从居鲁士又自然而然地转入波斯史，由居鲁士的传奇经历到波斯的崛起和扩张。随着波斯版图的延展，希罗多德的笔穿行在埃及、黑海沿岸、阿拉伯半岛、利比亚等广大地区，绘声绘色地讲说各地的政治沿革、地理风貌、人文景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政治史和社会文化史信息，从而托出希腊人将要与之对阵的波斯帝国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反衬希腊人“令人惊异”的功业之伟大。在第5卷第28节，希罗多德的笔锋一转，开始叙述战争的近因，即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希腊人发动反波斯暴动，雅典和埃列特里亚的出兵，大流士的无情镇压，波斯三次入寇希腊半岛，从马拉松会战、温泉关血战、萨拉米海战、普拉提亚会战到公元前479年米卡列海战希腊联军转守为攻，一反前半部的疏散，集中描绘出一幅又一幅关于战争的瑰丽画卷。第9卷结尾，也是全书的结尾十分唐突，再次在小范围内脱离主题，旁生出有关居鲁士的一段掌故。若按先前的经验，穿插的内容结束后会再次返回主题，但希罗多德出乎意料地终止了叙述。
希罗多德在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他再现历史的可信程度。而判断其所述真实与否又取决于他使用的史料性质和对史料的处理方法。《历史》运用的史料有三类：口头传说、直接印象、文字记录，其中口头传说用量最多，可以说俯拾皆是。
收集口碑材料是散文记事家创立的传统，因为当其时人们刚从口头记忆上升到文字记忆，文字史料极为有限，只有少量史诗、长诗、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名录、一些重大事件的编年记录，如地震、日蚀之类。初期的历史家欲恢复各地、各民族的历史便不得不象蜜蜂采蜜般四处收集民间传说，致力于将口碑转化为文字记录。希罗多德实际也是散文记事家，在收集史料上自然也承继了早期史家们确立的这一方法。
然而，口头传说是质量最差的史料，极易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无，特别是世代口传，反反复复生有、生无，即使有一颗真实的内核，也难于同世代积淀的附加之物分离开来。这是原始记忆的最大缺陷。所以《历史》中许多间接的口头传说，尤其是有关非希腊人的传说难以置信，比较突出的例子如雅典改革家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及有关人生哲学的交谈，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与合作者在夺取政权后关于取何种政体的讨论，居鲁士神话般的出身等等。一个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历史》中那大段大段栩栩如生的关于波斯国王、埃及法老、小国君主、部落领袖们言谈行止的描述时，尤其是那些关于最高军事会议、宫廷秘谋、枕边对话之类生动描述时，必定会提出疑问：希罗多德的这些信息是从谁手里收集的？作为一个不懂近东语言的普通旅行者，他难道成了波斯波里王宫或巴比伦王宫里的客人？显贵大臣们的秘书？在《历史》中他有时指出消息提供者的名字，都是当地社会一般成员。但在大多数场合，他只泛称消息的供给者为“埃及人”、“吕底亚人”、“波斯人”、“科林斯人”、“雅典人”、“马其顿人”、“西西里人”等，显然多半是中下层的小人物。因此类似的口头传说实际如同民间的小道消息，有些纯属向壁虚构，如埃及法老胡夫的大金字塔在修建时竟需其女儿卖淫来筹金，某地鸽子会说话，某民族每年要变成一次狼等民间奇闻。有些虽可能有些风影，甚至确有其人其事，但也掺杂着或多或少的演义成分。在希罗多德的口头传说史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一些事件目击者和参与者的回忆，如关于希波战争的几次大战役的记述可信度相对较高。
对于希罗多德所用史料的局限不应苛责希罗多德本人，因为他自己对此有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原则。他在《历史》中两次指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到的口头传说。如在卷2第123节中，他说：“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规则，就是把各国的传统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在卷7第152节他更明白地表示：“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决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希罗多德报道失实，那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听到的传说内容的缺陷，传说本身是实实在在的。在不少地方，希罗多德还列举两种以上不同的说法，并不时做出自己的判断，“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是他在《历史》中使用率颇高的一句话。这是一种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它不在于误导读者，夺走读者的判断权力，而在于真心实意地介绍和说明真理，并客观上存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为后人了解前人的所思所想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希罗多德在各地旅行期间因直接目睹而得到的印象是《历史》的另一重要史料来原，它们多属于社会文化史范畴，如各地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礼仪、节日庆典、古迹名胜、雕刻绘画等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呈示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特殊性，相对可靠可信。这是《历史》最迷人的部分之一，也是和《历史》主题最无关联的内容之一。
尽可能利用文献史料是希罗多德超出前人和同代史家的一大特色。《历史》中的文字史料主要有石刻碑铭、神喻记录等第一手史料和成书（前代或同代的著作）等第二手史料。希罗多德曾指出他引用的碑铭均为他亲眼所见，当然也为他亲笔所记。在多数情况下他的话是真实的。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业已证明希罗多德关于雅典同哈尔基斯冲突的铭文、温泉关战役牺牲将士纪念碑惊人的准确。书中也有部分铭文并非希罗多德亲见，而是出自当地人的口传，不足凭信，如关于胡夫金字塔底部的铭文等。神喻记录则是神庙祭司为求神问喻者编造的神灵对某件行为的指示或预言。《历史》中的这类史料多来自中希腊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由于神喻影响希腊人的实践活动，因此它们在历史解释中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当然也需看到，希罗多德接触的神喻有可能已经过祭司们的编辑加工，以便证明神或勿宁说祭司预言的准确，但这同希罗多德无关。另外，希罗多德有扎实的书本知识，熟悉已流行的各种著作。在《历史》中他熟练地征引荷马、赫希俄德、梭伦、赫卡泰乌斯等人的作品，介绍爱奥尼亚哲学家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一个优秀史家掌握和运用史料的能力。
希罗多德在史学上的地位其次取决于他对历史因果关系揭示的深度，而这又牵涉到他的历史观。《历史》对希波战争的由来与发展，即他在前言中所说的“原因”进行了非常艰苦细致的探询和“研究”。他的探铲一开始就挖向希腊人与异邦人战争的历史根源，然后用长达5卷的篇幅追踪调查，可谓用心良苦。据希罗多德介绍，在当时的希腊人和波斯人中间，流行着对战争初因的相同解释，即亚洲人和欧洲人为争夺女人而积下了怨恨。先是腓尼基商人在南希腊经商时动手抢走了伊奥等希腊女子，这是不和的第一因。反过来希腊人到亚洲又抢夺了腓尼基女子欧罗巴，于是双方一报还一报，亚洲人又拐走了海伦，希腊人发兵特洛亚，首开战端，造成战争的第二因。从此亚洲人便把希腊视为仇敌。由于波斯人认为自己是亚洲的主人，因此他们继承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仇恨。希腊多德并不相信这种流行的说法，他用赫卡泰乌斯式的批判态度对待成说，指出“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就是这些，我不想去判断它们的真伪。我宁愿依靠我个人的知识来指出到底是谁事实上首先伤害了希腊人”。他的解释是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征服小亚希腊城邦开始的，他个人实际上认为战争最初起因于克洛伊索斯。克氏又向居鲁士寻衅，居鲁士灭吕底亚，接管小亚。因果的位置继续转换，后果变成前因，希腊人不满波斯统治而起义，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出兵相助，触怒大流士一世。于是波斯攻打希腊半岛，战争展开。
希罗多德对原因的解释显然要比流行的解释高明得多，但从二者的质上讲，都是单线单因的解说，这同希罗多德对“原因”概念的理解有关。在他看来，原因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与社会或宗教、伦理方面的一般规则发生冲突之后所应受惩罚、报复的根据或理由。他不仅对希波战争的原因持这种观点，对《历史》中的其它事件也抱着同样的看法。比如，克洛伊索斯因误解了神托的意思而与居鲁士交恶，克里斯提尼家族因违背不得在神殿中杀人的禁忌而遭放逐等等。那么导致人们做出错误行为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希罗多德用特尔斐女祭司的话说就是“甚至神也不能逃脱的命运”。在希罗多德看来，命运与神是有区别的，神只是命运的传递者和力量的执行者，并以这样的身分活跃在他的著作中。例如他借历史人物的嘴说神的功能之一是对一帆风顺的人进行打击，因为神同人一样有一种坏的习惯——嫉妒，“神是非常嫉妒的，喜欢干预我们的事情”。在这种时候引起神干预的原因总是人的自负之类不谨慎行为。从而使自己实现注定的命运。神的另一功能是惩恶扬善，证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背信弃义残害巴尔卡人（割去妇女乳房）的库列涅女统治者佩列提玛不久便暴病死去。希罗多德评论道：这是“因为神忌恨那些过分残忍报复的人”。另外神以神托方式通知人们活动可能的运行方向。在这些地方，神实际是命运的使者，命运如同现代人眼中的规律、法则，不依人也不依神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点十分有趣，因而值得玩味。
《历史》对神的处理与荷马史诗、悲剧等文学作品有显著差别。史诗中的英雄都是半人半神，因为连他们的具体活动都是具体的鬼使神差的结果。《历史》中的人物却不然，他们一举一动的后面缺少雅典娜和阿波罗等具体的奥林匹亚诸神的指导。作者在就神的作用谈个人意见时总是用一个抽象的概念“神”，这样的神通常并不干预人的具体活动。即使出现具体的神名，那也往往要借他人之口，希罗多德对这种神并不十分崇拜和尊敬。例如在《历史》卷7第129节中报道北希腊帖撒利有条河流穿越的峡谷，人们归之于“神的事业”，系海神波赛冬鬼斧神工所造。但希罗多德大胆否定这一说法，认为“显然是地震的力量才使这些山分裂开来的”波斯水军远征希腊途中遭遇风暴，随军的僧侣连日向神灵贡献牺牲，诵念镇风咒语。第四天风暴过去，波斯人的诚心似乎感到动了上天。希罗多德却从直观的事实公然对此表示怀疑，指出暴风雨可能是自己停下来的，和神没有关系。他在说明希腊胜利的原因时甚至突破神和命运的观念束缚，完全彻底地从理性出发分析问题，认为坚决抗战、敢于违背阿波罗神托的雅典是希腊的救主。他在卷7第139节说：“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一个见解，我知道大多数人反对它。然而由于我相信它是真实的，我决不会把它压在心里”。然后他谈到如果不是雅典人在海上与波斯对抗，希腊就毫无希望了。雅典人“即便是令他们感到恐怖的来自特尔斐的可怕神托（让雅典人在波斯进攻前远逃外乡——作者注）也没有说服他们逃离希腊，而是坚定不移地承受对他们国家的入侵”。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雅典人不惜违背阿波罗的预言，象悲剧中的英雄勇敢地面对城邦毁灭的命运挑战，这种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式的精神正是古希腊精神最可圈可点的部分之一。希波战争在希罗多德眼里完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胜利，是一首人格力量的颂歌。希罗多德为“真实”力排众议，也使自己的历史观提升到一个科学的高度，逼近了自己确立的真实目标。这样一来，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便有了双重性。一方面人的历史活动受到难以把握的超自然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是自己的主人，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中的这两种史观的界线虽然不甚分明，但可以确定人本史观的分量要大大胜过神本史观。
希罗多德是一位善于驾驭语言的历史家，他不仅形象地、艺术地描述史实，而且艺术地、思辩地评判、说明和解释史实，从而把原始传说、史诗中经常运用的叙述与评价相结合的再现记忆的方法从粗糙发展到精致。在他的书中常常出现一些充满智慧的希腊哲学家式的对话和评论，比如他用居鲁士的嘴说“温和的土地孕育出温和的男人，任何一块土地都不能既出产良好的作物又产生优秀的军人”。这段话便有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又如他在写波斯国王薛西斯的叔父在劝戒薛西斯放弃入侵希腊的想法时讲了不少人生经验的总结，象“高大的建筑和树木总是受到雷电的打击”，“愿意倾听良好忠告的人和能提出良好忠告的人同样是聪明人”等。一般而言，他的评判标准是希腊人判断是非的一般准则，主要是道德、正义的准则。但在评判政治制度的时候他则依从个人的价值标准，并不以一般看法为转移。最显著的例子是对雅典民主制的评价。希罗多德的时代是希腊民主制的繁荣时代，雅典民主已臻于完善，成为希腊民主政体的模板。但对于拥有文化优势的贵族总体来说，理想的城邦政治体制仍是贵族共和制。即便在雅典也存在着反民主的政治势力，像伯利克里的政敌客蒙、修昔的底斯等。希罗多德却是民主的热情歌者。古希腊作家当中，只有他把雅典兴起归之于民主制度，认为它使广大公民获得自由，调动起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尽心竭力表现自己，从而增强了雅典的实力。如果联系希罗多德关于雅典是战胜波斯的关键的认识，也可得出民主是希腊取胜的重要原因的推论。
评价
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上既是结束希腊幼稚的早期史学的最后一位散文记事家，又是希腊史学进入成熟期的第一位历史大家。半是非定型的散文记事，半是以过去重大事件为严格主题的《历史》为这种界碑式的特征做了最好的说明。
希罗多德不是第一位史家，但他是第一个为早期史学活动进行理性总结的人物，正确提出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功业”，即有意义的历史活动；史学的基本任务——“真实”记载过去，正确解释过去，即寻找“原因”。
实现这一艰巨任务需要科学的方法。希罗多德不是第一位倡导历史批判方法的史家，但却是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集中研究特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的第一人，为希腊人科学地观照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而不是神的谱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当然，科学地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过去是一篇人类始终在作、并且永无结尾的大文章，希罗多德的方法较近现代的史学方法还简单幼稚得多，运用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还存在着许多谬误，但又有哪一种方法科学到尽善尽美了呢？希罗多德毕竟在西方人科学地认识自己历史的万里长征中迈出了艰难的第二步（如果第一步属于赫卡泰乌斯的话）。
希罗多德不是第一位赋予历史记载和研究以一定体例的史家，但他却是第一个给它们以适当体例——纪事本末体的人。这就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详细叙述事件的全过程，解释过程之间的必然和偶然联系。在必要时它可以不顾时序的限制，以说明事件过程为前提。
希罗多德的历史观是天命观和人本观的混合体，这反映了古希腊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性。提出并实践追求真实的目的和批判过去的方法是对原始宗教世界观的突破，是真正认识自己过去的开端。希罗多德是早期希腊史家在这方面的最杰出代表。囿于历史条件，他虽没有挣脱原始宗教的束缚，却显然是他同代史家中朝着人本的、现实的正确道路走得最远的人。后来的修昔底德实际是站在他的肩膀之上才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把希腊史学推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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