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分“体制内”和“体制外”？
我觉得这种划分是因为编制的原因。因为有些是一些事业单位或者是是一些公务员机构。所以他们就是有编制的人员，也就是体制内的人员。而有一些人就比如一些私企的工作人员，私企的老板，他们都是编制外的人员，所以他们就是体制外的人员。
其实我觉得这种划分是针对不同的情况而确定的，因为体制内和体制外是划分的两种具体的情况。一般来说有一些体制内的人员，他们大多数是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教师编等等。这些人一般都是参加一些公共性的活动。，比如公务员一般都是在政府部门工作事业编，一般是都是在事业单位工作。教师编则是在学校里边工作，所以他们都会对应不同的情况。
而相比之下体制外的职业则相对复杂一些，因为在体制外什么样的工作都有。比如一些私企的老板就是属于体制外的。，还有一些在外面打工的人员，他们也属于体制外的。这些外面的人员完全是靠市场经济来产生收益，促进自己去发展，所以这些人在盈利方面能力是比较强的。
但是现在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已经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因为毕竟在体制内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就比如我有一个哥哥。他是一个政府单位的公务员，所以每天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每天要完成自己的任务量，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以后就可以下班了，而且基本上每天都是5:30下班。不管是周六周日还是节假日都可以休息，而且工作起来也非常的清闲。在完成工作之后，还可以去钓钓鱼，购物，做各种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生活水平是非常高的。
像他这种工作就属于体制内的工作他们这种工作收入虽然不是太高但是生活稳定是一个铁饭碗。但相比之下，其他人的工作得要差一些。
就比如我认识了一个私企老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对公司进行管理，并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做出一个规划。而且每天忙的不可开交，基本上是从晚上11点开始睡觉到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在自己起床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基本上每天忙的是团团转。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就是他收入比较高，相比于体制内的人员来说，体制外的收入更高一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劳累的，基本上没有时间去陪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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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1-08-30
第一， 工资收入上
其实我们所差无几，但是体制内的我还有五险一金，但是她没有公积金，所以算下来，实际到手的工资我比他还要高一些。
第二， 工作压力上
我基本上就是朝九晚五型的，偶尔会出个一两天的小差，工作也比较轻松，周末还能双休，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她几乎一个月有大部分的时间全部在出差，有的时候甚至一出差就是半个月，工作压力也非常大，工作任务也很重，这样的工作仿佛看不到尽头。
第三， 工作稳定性上
我们单位基本上很少有人会辞职，虽然有人偶尔会发几句牢骚，但是鲜有人辞职的，但是发小她们事务所，人员流动性很强，几乎每个月都有辞职的，有的人受不了繁重的工作，选择了辞职；有的人跳槽到了更好的单位选择辞职。
也有的人年纪大了，被迫辞职。发小也坦言，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甚是迷茫，想辞职，但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干嘛，也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一直干着。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第2个回答 2019-05-08
对于一个自小活在体制内家庭、又从体制内出过不少成绩，以及海外资本主义社留学读研的背景的人来说，我在这方面的对比感受还是可以具有参考性的。体制内外的区别不外乎两个层面的对比：第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以及比较特性，第二个属于生活上的社会个体对比。第一个：体制内有体制内的活法，也有体制内的比较级。由于体制在我国属于从根到冠的一个国家管理及经营体系，虽然当中有分纯行政机构（如公检法财税等）和经营性机构（如中央企业及地方国企等），但同属国务院下设职能部门。如果把国务院比喻成古时候的朝廷大厅，那各职能机构就属于由大臣或王子掌管的部门。这些部门组成的的系统，被称之为“体制”。体制内有严格的级别标准、薪酬标准、权限标准，分工明确又注重工作的风气。所以，在体制内生活或工作，首先要明白和外面的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该比较什么不该比较什么。如果说体制内真正在编的人更注重上级的看法以及级别的攀升的话，对应商业社会可能是更注重生存资本及相对物欲的比较。体制内一般的生存资源不会太缺，就如同古时候的朝廷，一般是管理国有资源属性多于靠商业营运生存的需求。所以，一般体制内不会比谁更有钱，一比反而出大事。因为都是替国家干事，而非拿着国家资源去赚私人钱。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体制内上升到一定位置后，与参与管理的机构或区域是成正比的。就如管一个地方，管一个机构，下面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或公司。如果管理者与下面的社会公司比谁更富有，则有点本末倒置了。在古时候，再富有的商人也还是在朝廷下面纳税的机构，只是大户而已，所以属于两种比较级别。体制内的人比较在意背景，包括教育背景、政治背景、专业背景、区域背景、机构背景等。而商业社会，一般比较更多的是谁积累的财富多一点。这也可以解答上面提到的第二点：体制外的社会，目前可以定义为商业社会。商业社会都是指物物交换的社会，当中需要交换介质载体，目前被称为人民币。所以，在物物交换的社会中，谁持有交换介质多，当然就代表着谁更有条件去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甚至被尊重程度，包括了老百姓当中的话语权和交际圈。但交换介质（就是人民币）在体制内是否就代表着可以有一样的意义和价值呢？区别很大！在商业社会，有足够的交换介质就可以拥有一切你喜欢和想要的东西，包括买下一栋楼，去世界各地旅游，再不成就买下个公司过过董事长的瘾。在越南，甚至可以买老婆。但在体制内，交换介质再多也买不了政府顶层的办公室，买不了军事禁区和天安门再里面的旅游权，更别谈用交换介质去买下国君的位置，而这些却代表着体制内最高级别的成就。那体制内不靠交换介质（就是人民币）去主导一切，靠什么呢？靠政绩。用好的工作成绩去换前途及上升。如果放在执法部门，普通干警升到局长，一般都有过硬的成绩；放在央企，普通科员升到一把手，一般都是有过硬的完成任务额成绩（就是让大家去赚社会上需要的交换介质）；放在政府官员，从普通办公室员工升到市长省长，一般都是经历过如唐僧般的非常人可以经历或得到的锻炼及磨练，为众生解决过很多问题，这些都统称为政绩。所以，商业社会更注重人民币，以人民币比高低、比成就、比人生，这或许是一把尺。体制内比公心、比成绩、比政绩、比正气、比权力，这些方面人民币帮不了什么忙，一帮忙又要出事了。总结：体制内你可以得“天下”，但必须先要有放弃与天下人比较私人所得的心；体制外的商业社会，你可以通过获得更多交换介质去活成“皇帝”的样子，但必须先放弃有一天要做真皇帝的心。
第3个回答 2017-01-17
广播电视机构管理体系的重新设计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事业法人实体,在管理体系上基本上还是行政管理,其领导也是行政任命的。角色的多重性和权力的被赋予性,使大多数人都遵循政治上求稳,经济上大胆的原则进行管理。中国广播电视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基本上是“阶梯式管理结构”,这种结构层级分明,机构庞大,内部交易繁杂,行政成本高。从世界成功的广播电视媒体集团的管理体系来看,大多数实行的是“一元化向心管理结构”,这种结构突出媒体单位中总经理的领导作用,实行一元化领导,各个部门直接对总经理负责。克服了“阶梯式管理结构”各个部门独立、利益分散、协调困难等弊病,更能集中优势,统一调度,统筹管理,资源共享,把产业资源和经营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打造集团品牌。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应该尽快向这种管理体系转变,集约人力、物力,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这几年,广播电视机构的人事制度也做了不少改革,比如南京广播电视总台在改革中将人事的静态管理改为动态管理,实行全员竞聘。这些措施对提高员工的竞争力,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无疑有着深刻的意义。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在人事管理上依然存在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际化传媒集团成功的法宝是将各种创造性人才与几乎所有可能的销售途径联合起来,产生协同增效的功能。默多克旗下的纽约电视台,总共450名雇员,年营业额达到1.5亿美元。与国外的媒介机构相比,我国广播电视机构的人员臃肿而产值不成比例。说到底,广播电视媒体哪一天在人事制度上真正与国际接轨了,媒体的产业化就真正开始了。二是人员身份复杂。一个媒介集团内部有各种身份的人,其他行业普遍推行的全员聘任制在广播电视台生出了新的内容,“台聘”、“部聘”、“组聘”确立了不同人员拥有的不同权利。广播电视机构人员的复杂身份直接造成了节目制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角色冲突。一方面,他们将自己视为负有一定的社会启蒙和社会关怀义务的精英;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精英地位又是来自资源的临时性占有,这种占有又是基于领导的肯定,是赋予型的,在实际的工作中,他们又不得不屈从于市场逻辑和官方意志,生存的危机,又使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等同于无权势的普通百姓。这种尴尬的双重身份既影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可能直接反映到节目文本之中。不同人事关系的人在一个群体中工作,所付出的劳动和所得到的报酬不成比例,人员的积极性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有的台采用一年一聘,虽然体现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原则,似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相一致,但媒介产业实际上也是一种工业,需要各个岗位的熟练工,如果人员聘用周期过短,不仅付出人力培养的成本,也必然使从业者产生短期投机心理,根本不可能形成企业的归属感。
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复杂的人事制度,已造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员的紧张关系,前者事实上掌握着对后者的领导权,不仅意味着经济控制权,还包括节目制作的相对自主权,从各个层面影响了体制外人员创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默多克的一名顾问欧文·斯特尔泽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指出,员工的归属感实际上是新闻集团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几乎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冒险家和先驱,认为自己能对竞争对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认为自己身处一个非常自由的雄心勃勃的、不断进取的组织当中。”传媒企业的文化和归属感对激发人才的创造力和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广播电视行业的管理基本上是粗放型的,从总体上看,是靠资源垄断性占有维系着行业的相对高收入,内部的相对差距,也仍然是靠相对的资历或资源优势形成的。在分配体制上,各色人等区别对待,区别的标准并不是能力而是身份。就江苏电视界来看,人事管理上的问题还是相对突出的。人员的聘用期比较短,人员流动性非常大。人员组成上以上世纪90年代后的毕业生为主,学历层次以本科为主,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现有员工3000余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仅占员工总数的5%。高水平的电视内容制作的产业人才贮备尚不够。竞争深处是文化,文化根本在人才素质。市场是靠人去做的,市场本身的机制和人才为市场服务这是一车两轮。实际上,广播电视集团的人员聘期应适当延长,可以采取3—5年一聘的方法;也可以像有些企业一样,如果连续被聘用几轮,则可以成为终身员工。这样在动态中求稳定的人事管理方法可能更有利于媒介业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财务制度上,中国的广播电视集团基本上是自己独立核算。而国外的媒介业已经开始将财务管理系统委托给外部公司进行管理,如BBC自1997年开始就将财务管理系统委托给美国的EDS和英国的会计事务公司共同设立的“媒介会计服务”新公司,专业化管理使得媒体整体效率提高,节日制作的资金来源更加透明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媒介业也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总之,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模式需要探索,要充分认识到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性和电视技术的迅速增长给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带来的压力。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全方位的改革,应引起业内业外的共同关注。中国的经济腾飞了,文化更需要腾飞!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沈国芳
摘要:体制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体制选择得当,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当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关键。选择与国际接轨的广播电视体制模式,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建立配套的广播电视业管理制度,是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三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关键问题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体制(system),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在机构设置、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形式的总称。广播电视体制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原则而设立的由广播电视所有权、经营权以及管理权等方面所构成的规范体系。体制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体制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当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关键。“所有制是我们理解新闻内容的重要因素,并且也是透过内容理解传媒舆论力量的重要因素。”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选择时期,下述几个关键问题应该引起决策者和业界的关注。
一、选择与国际接轨的广播电视体制模式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各个国家提供给广播电视发展的生态环境不同,各个国家在广播电视的发展中选择了不同的体制模式。“现在世界广播电视的体制大致粗分为三种:私营商业制、公共服务制、公共国有制。”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体制属于公共国有制,即广播电视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经费全部或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由执政党和政府来领导并任命广播电视机构的领导人以及规定其工作任务。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和执政党对广播电视机构有绝对的控制权,确保机构的业务活动符合国家的政策和宣传的需要,这在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因为政府对广播电视机构的干预较多,管理目标单一,管理方式粗放,节目样态单调,缺乏活力和竞争机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态势下,体制上的弊病日益显现,如果不改革,与世界传媒的距离将越来越大。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根据发展状况,我国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文化领域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应采取措施,广辟财源,增加收入——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要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88年10月,《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纪要》重申了以上规定,并指出:“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要主动为各界提供方便,开辟集资合办节目,有偿服务等合作渠道”;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广播电视事业纳入到“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这些政策和观念的改革,使人们对广播电视属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在这种政策和理念的引导下,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体制开始发生了变化,逐步引入了有限的商业运作机制。走出有限的商业运作第一步,无疑对提高我国广播电视业的竞争意识、自立意识大有裨益。但是,这种改革说到底只是有限地改变了完全行政化的运营,使广播电视业增加了自身开辟财源的道路,与国际传媒改革的进程还是不相适应。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我国在广播电视体制方面又进行了再一次调整,相继试点成立了14个广电集团,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实行政事分开,部分频道和部分内容实行商业化运营,向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在节目制作模式上实行制播分离,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与市场相衔接的聘任制。但这些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外部和内部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地方壁垒、区域壁垒依然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相对国外的广播电视业,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下。随着全球市场经济波澜壮阔地发展和渗透,跨国传媒集团的扩张,加深了各国传播的全球化程度,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广播电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各国政府纷纷放松对广播电视产业的管制,削减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包括财政拨款在内的支持,刺激广播电视业的多元化发展。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媒体在经过一段自由发展时期后,最终以“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新型管理形式出现”俄罗斯的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政府的管理团队不进入广播电视机构,而以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并以广播电视最大股东身份出现,这种体制“不但可以减少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垄断媒体干涉国家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而且会使得广播电视公司的机构管理与资本累积形成两股相互监督、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而国家也不会对媒体的盈利与亏损担负过多的责任。”加拿大的广播电视体制是公私营并重,公共广播电视网和私营广播电视网并行不悖,各自承担自身的功能。CBC国家电视台是拥有公共基金支持的国家电视网,每年的经费大约有5亿加元,从1936年开始,它借鉴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体制模式,实行公营。如今,加拿大广播公司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有国家基金强大的支持,但日益成长的私营电视公司(如CTV和TVA)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因此,不得不进行改革。澳大利亚从1953开始,“门森斯政府决定采用‘双重’或‘混合’电视体制。这种体制将美国(商业化为主)和英国(国有化)两种广播电视体制的优点兼收并蓄,促进了澳大利亚电视体制向商业化方向的转变。”1990年代后,澳大利亚的广播电视体制逐步走向成熟,而且运转得非常成功。英国是最早确定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制的国家,它所确立的公共广播的基本原则曾经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和接受。但在全球广播电视私营化与市场化的潮流之下,英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业也受到了商业广播电视体系的挑战。为了确定英国在世界传播体系中的领先地位,BBC也在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改善经营管理机制,制作高品位的电视节目等。因此,可以说:当今世界广播电视体制是多元的,私营化和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洪流。“国家控制的弱化与市场力量的增强,使得世界各国的电视体系逐步趋同,为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当初创办公共广播服务的理想正在受到挑战。公共服务广播公司最初存在的理由是频道资源的匮乏。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交,许多国家公共财政的压力导致了公共服务公司反对政府垄断并向着市场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直接影响着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的广播电视体制无法回避地必须向深层次改革,如满足于有限度地调整,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体制的弊端,也未必能适应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有限商业化的广播电视体制虽然是改革中的创新,但广播电视集团尴尬的双重身份在运营中必然出现诸多尴尬的情境,不仅在职能上难以分清,在角色上更难当好。国家既然已经把广播电视列为第三产业,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企业化运营,这个行业就难以形成真正的产业化。产业是靠一大批企业团体组成的,没有真正的媒介企业,就谈不上完全的产业化。目前这种亦事亦企的身份缺乏市场服务主体的意识,发展的动力、压力、活力都相对不足,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运营策略。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集团,有股份制集团,有混合所有制集团,同样叫集团,但性质和运行方式并不相同。集团在成立之初就没有按照一定市场规则去组合,集团的产权不清晰或虚置,机构并没有精简,管理成本仍然很高,这些与生俱来的弊端直接导致集团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足。因此,中国广播电视业如果在体制上不动真格的,不解决含混的身份问题,不仅自身产业之路举步惟艰,而且在参与新一轮国际化的竞争中将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因为当今国际广播电视产业流行非国有的商业广播电视,在TBI世界电视100强的历年评比中,私营商业电视机构几乎占80%以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对等的运行规则在产品的交易上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混合型的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正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佳选择。二者之间长期共存,在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中共存共荣。因此,我们不能一提到广播电视媒体的商业体制就讳莫如深,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产权形式和所有制结构应该多样化一些,中国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已经具备商营的条件,应尽快为商营体制正名,开出合法的准生证,使其合法化。中国的商营广播电视可以采取有限商业的体制,在产权上归国家所有,在运作上完全产业化;可先在一些城市电视台进行试点,实行完全剥离。身份明确了,按照各自的运行方式在市场中运行,比在同一个集团中用两种身份运行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与国际流行的广播电视体制相接轨。
二、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
成熟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应该由资本市场、节目市场、播出市场、消费市场和调查市场等构成。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不仅没有发育成熟,而且充满着危机。境外的广播电视内容商形成蓄势待发的态势,他们不仅有足够的市场开发的资金,而且有丰富的内容。他们占领中国市场的方式也相当灵活,有的产品甚至以低价位或者奉送的形式先实现文化的渗透,然后再在衍生产品上大捞一笔。如美国孩之宝公司无偿送给中央电视台动画片《变形金刚》,最后却从相关产品中赚走了近50亿元的收入。默多克为了实现“中国之梦”,早在1980年,他就以免费的形式向中央电视台提供了200部20世纪福克斯影视公司的影片。这些做市场的大手笔令我们惊叹!也许这几年我们广播电视人还不一定能真正感受到境外媒介市场的压力,但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应对,不主动地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没有充分利用别人家的“粮”煮自己的饭。广播电视企业通过融资的方式吸纳社会资本的任务十分艰巨。
中国广播电视市场的供求关系是不对称的,中国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市场和播出市场并没有完全分离,广播电视节目流通的环节相当薄弱,这也是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市场化程度低的一个明显特征。
建立健全市场体系需要一个过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对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电视产品供求双方的市场地位尚不平等。国外的利益分配关系一般是50:25:25,节目提供商拿50%利润,播出机构获得25%,还有25%是由流通市场获得,一般用于做广告和发行的。而我国电视业则是倒挂,播出机构拿50%,内容提供商只能拿到25%,利润空间很小,这就迫使内容提供商在低成本、小制作的层面上投机。实际上买方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市场,这样必然导致市场信号失灵、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要改变市场分配比例最根本的是改变资源占有不平等问题,目前存在的不公平实际上还是长期计划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当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深化到一定程度后,市场才能真正培育起来。
电视的消费市场虽然发展空间比较大,但从目前电视台的播放状态来看,不仅新闻缺少震撼力,娱乐类节目样态也单调,电视剧的精品更不多,根本就没有能达到差别化的传播。如果数字电视全面推广后,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有远见的。电视界正在跃跃欲试准备做付费电视,真正的付费电视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应该是内容为王的时代的到来,如果你的内容不好,老百姓是不会轻易掏钱的。消费市场需要内容的满足,更需要接受趣味的引导。当代广播电视正经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国际传媒大公司的跨国经营以及金融国际化关系不断加深,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受众实际上已经由集群化向分众化转变,这个转变必然要求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迅速形成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国广播电视的消费市场和调查市场的建立十分迫切。要尽快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和投入,调查市场的技术手段和调查研究人才还需要上一个档次。中国广播电视的决策者与管理者有必要补上现代市场经营管理这一课,在今天的中国,靠垄断来经营广播电视已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了,高水平的广播电视市场体制的建构是电视业发展的关键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只有保持同构互动的关系,才能协调发展。如果经济体制是市场的,文化体制不能与经济体制同步运转,就会悬空和萎缩。
三、建立配套的广播电视业管理制度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企业化的过程。所谓企业化,指的是广播电视台从事业性质向企业性质转化的过程,是从单纯的文化、精神生产事业单位沿着市场经营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市场平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任何一种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是以当时的被管理者的经济、技术特征为依据的,当依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媒介制度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制度的创新是一切创新实践中最核心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制度创新的实质是探索创造性的管理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后,在管理、人事、分配核算等制度上的相应改革就显得非常迫切。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这几年,广播电视机构的人事制度也做了不少改革,比如南京广播电视总台在改革中将人事的静态管理改为动态管理,实行全员竞聘。这些措施对提高员工的竞争力,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无疑有着深刻的意义。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在人事管理上依然存在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际化传媒集团成功的法宝是将各种创造性人才与几乎所有可能的销售途径联合起来,产生协同增效的功能。默多克旗下的纽约电视台,总共450名雇员,年营业额达到1.5亿美元。与国外的媒介机构相比,我国广播电视机构的人员臃肿而产值不成比例。说到底,广播电视媒体哪一天在人事制度上真正与国际接轨了,媒体的产业化就真正开始了。二是人员身份复杂。一个媒介集团内部有各种身份的人,其他行业普遍推行的全员聘任制在广播电视台生出了新的内容,“台聘”、“部聘”、“组聘”确立了不同人员拥有的不同权利。广播电视机构人员的复杂身份直接造成了节目制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角色冲突。一方面,他们将自己视为负有一定的社会启蒙和社会关怀义务的精英;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精英地位又是来自资源的临时性占有,这种占有又是基于领导的肯定,是赋予型的,在实际的工作中,他们又不得不屈从于市场逻辑和官方意志,生存的危机,又使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等同于无权势的普通百姓。这种尴尬的双重身份既影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可能直接反映到节目文本之中。不同人事关系的人在一个群体中工作,所付出的劳动和所得到的报酬不成比例,人员的积极性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有的台采用一年一聘,虽然体现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原则,似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相一致,但媒介产业实际上也是一种工业,需要各个岗位的熟练工,如果人员聘用周期过短,不仅付出人力培养的成本,也必然使从业者产生短期投机心理,根本不可能形成企业的归属感。
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复杂的人事制度,已造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员的紧张关系,前者事实上掌握着对后者的领导权,不仅意味着经济控制权,还包括节目制作的相对自主权,从各个层面影响了体制外人员创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默多克的一名顾问欧文·斯特尔泽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指出,员工的归属感实际上是新闻集团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几乎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冒险家和先驱,认为自己能对竞争对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认为自己身处一个非常自由的雄心勃勃的、不断进取的组织当中。”传媒企业的文化和归属感对激发人才的创造力和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广播电视行业的管理基本上是粗放型的,从总体上看,是靠资源垄断性占有维系着行业的相对高收入,内部的相对差距,也仍然是靠相对的资历或资源优势形成的。在分配体制上,各色人等区别对待,区别的标准并不是能力而是身份。就江苏电视界来看,人事管理上的问题还是相对突出的。人员的聘用期比较短,人员流动性非常大。人员组成上以上世纪90年代后的毕业生为主,学历层次以本科为主,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现有员工3000余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仅占员工总数的5%。高水平的电视内容制作的产业人才贮备尚不够。竞争深处是文化,文化根本在人才素质。市场是靠人去做的,市场本身的机制和人才为市场服务这是一车两轮。实际上,广播电视集团的人员聘期应适当延长,可以采取3—5年一聘的方法;也可以像有些企业一样,如果连续被聘用几轮,则可以成为终身员工。这样在动态中求稳定的人事管理方法可能更有利于媒介业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财务制度上,中国的广播电视集团基本上是自己独立核算。而国外的媒介业已经开始将财务管理系统委托给外部公司进行管理,如BBC自1997年开始就将财务管理系统委托给美国的EDS和英国的会计事务公司共同设立的“媒介会计服务”新公司,专业化管理使得媒体整体效率提高,节日制作的资金来源更加透明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媒介业也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总之,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模式需要探索,要充分认识到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性和电视技术的迅速增长给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带来的压力。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全方位的改革,应引起业内业外的共同关注。中国的经济腾飞了,文化更需要腾飞!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沈国芳
摘要:体制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体制选择得当,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当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关键。选择与国际接轨的广播电视体制模式,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建立配套的广播电视业管理制度,是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三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关键问题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体制(system),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在机构设置、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形式的总称。广播电视体制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原则而设立的由广播电视所有权、经营权以及管理权等方面所构成的规范体系。体制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体制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当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关键。“所有制是我们理解新闻内容的重要因素,并且也是透过内容理解传媒舆论力量的重要因素。”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选择时期,下述几个关键问题应该引起决策者和业界的关注。
一、选择与国际接轨的广播电视体制模式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各个国家提供给广播电视发展的生态环境不同,各个国家在广播电视的发展中选择了不同的体制模式。“现在世界广播电视的体制大致粗分为三种:私营商业制、公共服务制、公共国有制。”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体制属于公共国有制,即广播电视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经费全部或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由执政党和政府来领导并任命广播电视机构的领导人以及规定其工作任务。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和执政党对广播电视机构有绝对的控制权,确保机构的业务活动符合国家的政策和宣传的需要,这在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因为政府对广播电视机构的干预较多,管理目标单一,管理方式粗放,节目样态单调,缺乏活力和竞争机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态势下,体制上的弊病日益显现,如果不改革,与世界传媒的距离将越来越大。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根据发展状况,我国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文化领域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应采取措施,广辟财源,增加收入——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要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88年10月,《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纪要》重申了以上规定,并指出:“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要主动为各界提供方便,开辟集资合办节目,有偿服务等合作渠道”;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广播电视事业纳入到“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这些政策和观念的改革,使人们对广播电视属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在这种政策和理念的引导下,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体制开始发生了变化,逐步引入了有限的商业运作机制。走出有限的商业运作第一步,无疑对提高我国广播电视业的竞争意识、自立意识大有裨益。但是,这种改革说到底只是有限地改变了完全行政化的运营,使广播电视业增加了自身开辟财源的道路,与国际传媒改革的进程还是不相适应。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我国在广播电视体制方面又进行了再一次调整,相继试点成立了14个广电集团,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实行政事分开,部分频道和部分内容实行商业化运营,向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在节目制作模式上实行制播分离,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与市场相衔接的聘任制。但这些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外部和内部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地方壁垒、区域壁垒依然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相对国外的广播电视业,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下。随着全球市场经济波澜壮阔地发展和渗透,跨国传媒集团的扩张,加深了各国传播的全球化程度,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广播电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各国政府纷纷放松对广播电视产业的管制,削减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包括财政拨款在内的支持,刺激广播电视业的多元化发展。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媒体在经过一段自由发展时期后,最终以“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新型管理形式出现”俄罗斯的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政府的管理团队不进入广播电视机构,而以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并以广播电视最大股东身份出现,这种体制“不但可以减少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垄断媒体干涉国家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而且会使得广播电视公司的机构管理与资本累积形成两股相互监督、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而国家也不会对媒体的盈利与亏损担负过多的责任。”加拿大的广播电视体制是公私营并重,公共广播电视网和私营广播电视网并行不悖,各自承担自身的功能。CBC国家电视台是拥有公共基金支持的国家电视网,每年的经费大约有5亿加元,从1936年开始,它借鉴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体制模式,实行公营。如今,加拿大广播公司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有国家基金强大的支持,但日益成长的私营电视公司(如CTV和TVA)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因此,不得不进行改革。澳大利亚从1953开始,“门森斯政府决定采用‘双重’或‘混合’电视体制。这种体制将美国(商业化为主)和英国(国有化)两种广播电视体制的优点兼收并蓄,促进了澳大利亚电视体制向商业化方向的转变。”1990年代后,澳大利亚的广播电视体制逐步走向成熟,而且运转得非常成功。英国是最早确定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制的国家,它所确立的公共广播的基本原则曾经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和接受。但在全球广播电视私营化与市场化的潮流之下,英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业也受到了商业广播电视体系的挑战。为了确定英国在世界传播体系中的领先地位,BBC也在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改善经营管理机制,制作高品位的电视节目等。因此,可以说:当今世界广播电视体制是多元的,私营化和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洪流。“国家控制的弱化与市场力量的增强,使得世界各国的电视体系逐步趋同,为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当初创办公共广播服务的理想正在受到挑战。公共服务广播公司最初存在的理由是频道资源的匮乏。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交,许多国家公共财政的压力导致了公共服务公司反对政府垄断并向着市场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直接影响着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的广播电视体制无法回避地必须向深层次改革,如满足于有限度地调整,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体制的弊端,也未必能适应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有限商业化的广播电视体制虽然是改革中的创新,但广播电视集团尴尬的双重身份在运营中必然出现诸多尴尬的情境,不仅在职能上难以分清,在角色上更难当好。国家既然已经把广播电视列为第三产业,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企业化运营,这个行业就难以形成真正的产业化。产业是靠一大批企业团体组成的,没有真正的媒介企业,就谈不上完全的产业化。目前这种亦事亦企的身份缺乏市场服务主体的意识,发展的动力、压力、活力都相对不足,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运营策略。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集团,有股份制集团,有混合所有制集团,同样叫集团,但性质和运行方式并不相同。集团在成立之初就没有按照一定市场规则去组合,集团的产权不清晰或虚置,机构并没有精简,管理成本仍然很高,这些与生俱来的弊端直接导致集团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足。因此,中国广播电视业如果在体制上不动真格的,不解决含混的身份问题,不仅自身产业之路举步惟艰,而且在参与新一轮国际化的竞争中将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因为当今国际广播电视产业流行非国有的商业广播电视,在TBI世界电视100强的历年评比中,私营商业电视机构几乎占80%以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对等的运行规则在产品的交易上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混合型的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正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佳选择。二者之间长期共存,在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中共存共荣。因此,我们不能一提到广播电视媒体的商业体制就讳莫如深,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产权形式和所有制结构应该多样化一些,中国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已经具备商营的条件,应尽快为商营体制正名,开出合法的准生证,使其合法化。中国的商营广播电视可以采取有限商业的体制,在产权上归国家所有,在运作上完全产业化;可先在一些城市电视台进行试点,实行完全剥离。身份明确了,按照各自的运行方式在市场中运行,比在同一个集团中用两种身份运行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与国际流行的广播电视体制相接轨。
二、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
成熟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应该由资本市场、节目市场、播出市场、消费市场和调查市场等构成。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不仅没有发育成熟,而且充满着危机。境外的广播电视内容商形成蓄势待发的态势,他们不仅有足够的市场开发的资金,而且有丰富的内容。他们占领中国市场的方式也相当灵活,有的产品甚至以低价位或者奉送的形式先实现文化的渗透,然后再在衍生产品上大捞一笔。如美国孩之宝公司无偿送给中央电视台动画片《变形金刚》,最后却从相关产品中赚走了近50亿元的收入。默多克为了实现“中国之梦”,早在1980年,他就以免费的形式向中央电视台提供了200部20世纪福克斯影视公司的影片。这些做市场的大手笔令我们惊叹!也许这几年我们广播电视人还不一定能真正感受到境外媒介市场的压力,但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应对,不主动地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没有充分利用别人家的“粮”煮自己的饭。广播电视企业通过融资的方式吸纳社会资本的任务十分艰巨。
中国广播电视市场的供求关系是不对称的,中国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市场和播出市场并没有完全分离,广播电视节目流通的环节相当薄弱,这也是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市场化程度低的一个明显特征。
建立健全市场体系需要一个过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对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电视产品供求双方的市场地位尚不平等。国外的利益分配关系一般是50:25:25,节目提供商拿50%利润,播出机构获得25%,还有25%是由流通市场获得,一般用于做广告和发行的。而我国电视业则是倒挂,播出机构拿50%,内容提供商只能拿到25%,利润空间很小,这就迫使内容提供商在低成本、小制作的层面上投机。实际上买方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市场,这样必然导致市场信号失灵、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要改变市场分配比例最根本的是改变资源占有不平等问题,目前存在的不公平实际上还是长期计划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当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深化到一定程度后,市场才能真正培育起来。
电视的消费市场虽然发展空间比较大,但从目前电视台的播放状态来看,不仅新闻缺少震撼力,娱乐类节目样态也单调,电视剧的精品更不多,根本就没有能达到差别化的传播。如果数字电视全面推广后,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有远见的。电视界正在跃跃欲试准备做付费电视,真正的付费电视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应该是内容为王的时代的到来,如果你的内容不好,老百姓是不会轻易掏钱的。消费市场需要内容的满足,更需要接受趣味的引导。当代广播电视正经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国际传媒大公司的跨国经营以及金融国际化关系不断加深,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受众实际上已经由集群化向分众化转变,这个转变必然要求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迅速形成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国广播电视的消费市场和调查市场的建立十分迫切。要尽快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和投入,调查市场的技术手段和调查研究人才还需要上一个档次。中国广播电视的决策者与管理者有必要补上现代市场经营管理这一课,在今天的中国,靠垄断来经营广播电视已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了,高水平的广播电视市场体制的建构是电视业发展的关键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只有保持同构互动的关系,才能协调发展。如果经济体制是市场的,文化体制不能与经济体制同步运转,就会悬空和萎缩。
三、建立配套的广播电视业管理制度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企业化的过程。所谓企业化,指的是广播电视台从事业性质向企业性质转化的过程,是从单纯的文化、精神生产事业单位沿着市场经营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市场平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任何一种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是以当时的被管理者的经济、技术特征为依据的,当依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媒介制度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制度的创新是一切创新实践中最核心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制度创新的实质是探索创造性的管理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后,在管理、人事、分配核算等制度上的相应改革就显得非常迫切。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4个回答 2020-09-18
体制是一个框架
有了框架，就可以把合适的人嵌入到工作岗位上，让这些人发挥他们的能力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创造价值。
“体制内”就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机关单位内享受编制待遇的公职人员，是在组织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
“体制外”就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机关单位内工作，却无法享受编制待遇的职工，其中有暂时未享受编制的正式职工，也有如劳务派遣工、合同工这样的临聘职工，这类人也被称为“编外人员”，其是在组织制度中不起主导作用或者边缘的部分的一部分。属于自由职业者。
通俗来说，体制内也就是说你是公司的正式员工，跟公司签订的是劳动合同。体制外指的是跟公司签订的是临时的劳务合同。
“体制内” 和 “体制外” 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车补，只有在编在岗的公务员才能领取，如果没有行政编制，即使之前就登记过公务员，也无法领取车补，至少现在事业编制是无法领取车补的。还有一个就是 “社保” ，体制内执行的是 “机关事业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而体制外执行的是 “企业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一项政策就有很大的差距，更别说是多项了，可想而知，编制对于体制内职工的重要性。
在体制内的工作，自己每天的生活都非常的有规律，上班时间一定，下班时间一定，自己也能够合理的安排自己剩下的空余的时间，但是在体制外工作，它的时间限制会非常的严格，时间会非常的紧缺，就是非常的不固定，每天除了上班时间固定，不知道什么时间下班，不知道有没有节假日，让人感觉非常的累，对于自身的条件也是非常的苛刻。
“体制内”泛指公务员、国企编制内员工或国家管理阶层家属等代表国家权力或依靠国有资产获得收益的群体。体制内的优势，更多表现出的是工作的稳定性、福利的优厚性、社会的主导性；与之相应，体制外更多表现出灵活性，伴随而来的还有风险性、低福利性，以及对社会或所在单位的影响力弱。能够依靠政府权力取得稳定的合法或者非法的超额利益的公务人员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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