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提出的。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应对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
“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则选择“反蒋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
扩展资料：
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作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亡之时，蒋介石声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
但是，国联并没有为软弱的中国主持“公理”，客观上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短短4个月里，东北三省完全沦陷。
其后蒋介石政府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又被迫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妥协协定，结果，到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野心陡长，又挑起了“华北事变”，最终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愤怒，他们发起南京请愿、“一二·九”运动等爱国运动；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组织了“救国会”。张、杨在与中共接触后，在中共答应三方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张为主、并由苏联提供军火粮饷后，发动了“西安事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攘外必先安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并不是蒋介石发明的。其最早的出处是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当内外交困, 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 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
攘外必先安内的最早：努力争取民心，如果没有民心的支持，那么政权将会不存在。因此，盲目攘外和安内都是不可取的。
东周事例
春秋时期，面对外部戎狄侵扰，内部王室衰微、诸侯相争，春秋五霸之第一霸齐桓公就提出口号“尊王攘夷”——先“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才能“攘外”。
西汉事例
西汉时期，汉景帝的老师晁错力主削藩“攘夷必先安内”，引起当时朝廷的激烈争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或认为时机还未到，以窦婴为首的认为当时应一致对外，对付匈奴；晁错以政治家的眼光说服汉景帝最后选择继续和匈奴和亲，而将注意力集中到鼓励农耕、致力本业和守边备塞以及削藩上。[2] 结果，汉景帝的削藩除去了内忧，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为武帝对匈奴动武、解决边患创造了条件。
两宋事例
北宋初年，面对国内未平和辽国威胁，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南宋时，面对金国的入侵和南宋内部的农民起义和兵乱、匪患，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进讨由乱兵啸聚为匪的曹成所部时，就曾上书宋高宗：“臣窃惟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垒，何以服远。比年群盗竞作，朝廷务广德意，多命招安；故盗亦玩威不畏，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3] 在岳飞看来，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先清除内乱，则无法全力抗金、收复中原。
明朝事例
明朝中前期，面对蒙古瓦剌人的进扰，名臣于谦在《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强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明末时期，明朝面对关外清军和关内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开始时是内外并攘，但是关内刚迫使农民军招安，关外清军就开始进扰，农民军复又反叛。明军在松山之战惨败后，兵部尚书陈新甲上书崇祯皇帝，要求与关外清朝议和，先安内对付农民军，崇祯也有此意，但又不愿承担“议和”的名声，命令陈新甲秘密从事。但陈新甲做事不周泄密，朝臣上书反对，崇祯不敢担当，于是杀陈新甲，罢议和事。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次延缓危机的机会。[4] 两年后，明朝就在两线作战中亡于李自成，后人多认为这是没能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例。明末清初抗清殉国名臣夏允彝称：“我之兵力每以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卒之二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清朝事例
近现代中国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侵华战争，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不仅加快了这一进程，而目还陷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入侵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使之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形成了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以，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进退维谷。
第一种危机说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各阶级、阶层，除个别败类，都具有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立场；第一种危机说明，传统秩序己经崩溃，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因而社会动乱不己，革命高潮连绵不断。在这种情形下，统治阶级总是受到外敌侵略与内部动乱的双重威胁，不得不同时面临攘外安内的难题。一般而言，能同时成功地“攘外”和“安内”，本是国家政权的正常使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软弱的中国统治阶级，既不能成功地“攘外”，也不能成功地“安内”。他们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困境中，往往“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美其名曰“攘外必先安内”。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同时面临太平天国起义与英法联军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清政府曾坚决地同时“攘外”和“安内”，结果内乱未平却两度招致外敌兵临津京的惨祸，不得不“借师助剿”，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由于在废立皇帝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加上担心“丧失民心”祸起肘腋，盲目利用“义和团”，发动排外主义运动，欲“藉攘外以安内”，结果几乎招致亡国之祸。这给其后的中国统治阶级以巨大的震撼，从此，近现代中国统治阶级再也不敢盲目排外轻言牺牲了。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攘外必先安内”是宋朝宰相赵普最先说的。
宋朝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
扩展资料：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应对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
“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则选择“反蒋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攘外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