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6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我和父母接到通知：我哥在单位上班期间和人发生冲突因脑外伤入院。赶到医院，医生说是脑震荡，哥哥神志较清，但发声困难颈部以上不能移动，四肢躯干有小面积擦伤和淤青。当时询问哥哥单位的陪同人员，说是“因为制止违章人员被殴打昏迷，对方是数人围攻”，同时获悉，对方有一人因右足跟骨折入院。赶到医院我就要去报警，哥哥单位领导说内部处理，不要报案，考虑到工作和影响，我没坚持去报案。次日，在医院无意间听到传闻“骨折的那人是自己踢伤的”；于是再度要去报警，哥哥单位保卫科和工会主席说他们已经在着手处理，不要闹大，遂没报案。保卫科于6月7日临近中午时来录口供。期间，父母多次找到单位了解处理和调查情况，保卫科和单位总负责人均以“等调查结果再做处理”不予回答。至此，哥哥头部后脑有软组织挫伤，引起头痛头晕情况较严重，一直处于吸氧状态；右臂软组织挫伤；鼻出血，但无严重外伤。6月9日下午，母亲接到保卫科电话“事情我们处理不了，有轻伤，涉及刑事问题，你们去报案吧”（据悉，打人一方里有当地地头蛇的亲属），母亲接到电话就让我去报案了，派出所第一反应是“报案时间太晚，怕证据采集不足”。6月10日中午，派出所受理此案，开始调查。期间，对方家属在医院相当嚣张，经常听得到参与群殴事件的人员说“我打他鼻子的，一拳过去，我以为他鼻子断了”或“没死？要不要再找人打他一顿？”或“别哭，你是男子汉，怕什么，你就说自己没打人，是你****（其中的关系称谓既不清楚了）打的，你身份证上才15岁，没成年，我问过律师了，不会判你刑的”……诸如此类高谈阔论，毫不避讳，可恨地是我们家人当时听到了，都没有录音工具，无法留证。6月21日，我托熟人到派出所询问调查情况，直接和所长交谈，获悉局面对我哥哥相当不利“你们报案时间太晚了，我们去现场采集不到任何有效证据，现在对方又是骨折属于轻伤，他们一方口供一致，是你哥哥和工作面上同一部门的两个同事三人一起殴打骨折方一人。”我很不能理解，我们的证据没有了，对方有证据吗，为什么一口咬定我们很被动？派出所所长强调“报案太晚了，保卫科也说对方很可能是自己踢伤的，但没有证据”，当我询问何种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哥哥的权利时，派出所所长说“以调解为主吧，尽量帮双方协商合理”。我记得，6月7日，也就是我哥哥入院第二天，保卫科录口供时我问他们有没有采集证据，他们说有；而6月21日我在派出所所长那听到“保卫科没有采证的权利”，所以“我们四天后能收集的证据几乎没有”。我6月7日上午用数码相机拍下了哥哥的外伤情况，因为诊断是“颅脑闭合性损伤：脑震荡”，所以只能拍到很无力地小外伤。因为对方的嚣张和身体不舒适的缘故，哥哥现在情绪波动很大，外科医生建议我们给哥哥找个心理医生……现在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