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察举征辟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选官制度的先河，并为后来科举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征辟制度作为汉代主要选官方式之一，是适应当时制度环境发展需要特别是选官方式超越与创新的产物，有着较为独特的内涵与品性、严格的标准和资格限定以及不可或缺的考铨机制。征辟制开创了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新途径，是历史的进步。但就其本质而言，征辟制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除的一种特权现象，至汉末已经不符合人才选拔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一、征辟制度的确立
汉初官吏的选任主要通过军功选位、任子、赀选与积久为官四种方式。军功选位是指依照军士所立战功之大小授予不同等级的爵位；任子是指官僚子弟可凭门第和父兄的功绩得以授官；赀选就是向朝廷交纳一定的钱财得官；积久为官，即凭年资升迁。
西汉初年，刘邦为稳固政权，要求天下郡国举荐贤才，报送京师。汉文帝文帝二年，曾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武帝建元六年，董仲舒建议"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然后视其才德授予官职。汉武帝把之前不固定 的选贤制度固定下来，正式确立了察举制。
察举制分为特举特科和岁举特科两类。特举特科没有固定的时间，重要的科目有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等；岁举特科主要是孝廉和茂才。
孝廉是孝子廉吏的简称。举孝廉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孝廉的对象主要有两种: 一是在任的官吏， 一是一般的百姓，只要符合察举的德行标准，便可以被举为孝廉。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德”。后来由于儒学迅速发展，太学、私塾林立，儒士阶层崛起，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官源可供选择，于是单纯的“以德取人”过渡为“德行、吏能并举”，察举官吏，既看他的道德水平，又看他的吏治才能。
二、什么是“征辟制度”
征辟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聘请有才干的平民或低级官吏，授职或提职。由皇帝聘请并授职的称为“征”，由高级官员聘请并授职的则称为“辟”。征辟是“征召”和“辟除”的合称，包括“征召”、“辟除” 两种方式。
征召，又称征聘、聘召，是指皇帝以聘诏的名义擢选名士担任高级官员的选官制度。被征者称为“征君”，有应聘与不应聘的自由。汉代征召的对象，一类是硕学大儒、社会名流，另一类是具有一定才能与声望的低级官吏。被征召者一旦接受应征往往委以高职，但多以议郎、博士、谏大夫等政策咨询顾问类的虚职为主。
辟除，又称辟召、辟署或辟举，是汉代中央部署或者地方州郡选用属掾的选官制度。辟召属吏的官员被称为辟主，包括三公九卿、州郡长官等。
征辟制包括中央各部署辟除和地方各州郡辟除两类。中央部署辟除又称“公府辟除”。汉代公府，包括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府， 简称“三府”。中央辟署权原先只掌握在“三公”手中，后来太傅和大将 军也可行辟署之权。
东汉时三公以外的九卿及其他中央长官亦可辟除属吏，被辟除者经辟主荐举，一经察举各科，可出补中央官吏或外主州郡。汉初郡守即有辟除之权，元帝时，州刺史开始拥有较大的用人权。被辟除者，可经察举或再经公府辟除实现升迁。
在被辟举者的资格问题上，辟主可以辟举那些曾经因事而丢官者，但是统治者却严禁辟举被禁锢者，一旦 辟主辟召受禁锢者，会遭到严厉处罚。
辟主如果辟举不胜任或有犯罪的，也会受到牵连。这样一种连带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辟主用人唯 亲、唯私和徇私舞弊的发生。
三、征辟制度的主要特征
从擢选人才的类别来看，博学名士和在职或去职官吏同属征辟对象。征辟对象均是某一方面的专才，并负盛名。
作为察举制的补充，征辟的规模一般较小。 征召一般只是皇帝针对某件事、少数人的甄选活动， 事毕而罢，涉及范围较小。两汉历史上，只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和王莽秉政时期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征召活动。整体而言，西汉时期辟除的规模一般比较小，从征辟对象的升迁来看，无论是公府辟除 还是州郡辟除，经由察举升迁是其终极途径。因此， 人们也通常将“察举制”和“征辟制”合称为“察举征辟制”。
汉代的察举制和征辟制，两相并行，构成汉代选 官制度的主体，二者互相弥补，使得汉代的选官制度 趋于完备。
征辟制有着明确的选官标准，也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征辟制仍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制 度。这一时期诸曹掾属概由公府、州、郡长官自行辟除，由辟召而仕的佐吏，前程优于吏部铨选。对于征 而不至之人，则有遭受惩罚的风险。
作为两汉一种较为成熟的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 征辟制符合汉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选贤任能、经国治 世的需要，与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及汉 初军功选位、任子、赀选与积久为官等方式相比，开创了我 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新途径，是历史的进步。
作为察举制的补充，征辟制选拔了大批人才，对当时的社会风尚以及后世官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征辟制的主要弊端在于缺乏客观的评选标准，东汉后期逐渐沦为地方世族豪强争权夺利、发展个人势力的工具，其人才选拔功能不断异化，往往所得非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 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汉代统治者采察举征辟的形式，广泛吸收贤能之士，虽是为了巩固封建中央集 权，但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而将各级官员属吏的任用权交由各级长吏，这种人事自主权虽有形成政治团伙的风险，但它却有利于调动下级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团队协作程度。
征辟制度本质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除的一 种特权现象，至汉末已经不符合人才选拔和社会发展 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