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英国的重建中，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的萌芽与福利社会和全民医疗NHS的诞生息息相关。1948年，NHS的实施旨在提供免费医疗，但随着战后经济复苏，成本压力日益凸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诞生的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通过引入"health economic evaluation"，通过成本效益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CEA）来指导医疗决策，每年节省了政府数十亿英镑的开支，有效地解决了“搭便车”问题。
Health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疾病、医疗体系与经济的交织。它重新定义了健康，强调全面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祉，而非单纯无病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观强调个体在满足需求和愿望时的整体福祉。Health Econ研究如何平衡医疗资源与公众健康的平衡，它不仅关注市场分析、健康产出，还探讨了教育、收入等社会因素对健康的深远影响，区别于生物学、医学等传统领域。
Health Econ的奠基人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工作启发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1963年JSTOR发表）中的理论，进一步确立了Health Econ的学科地位。
CEA是Health Econ的核心工具，通过比较治疗成本与效果，如NICE那样，对药物的社会效益进行评估。这一过程涉及复杂的数据测量，如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和效用计算，通过调查问卷进行。
在中国，尽管群组效用评估工具如HUI、QWB、EuroQol的应用相对较少，迫切需要本土研究来确保效用的一致性。直接医疗成本，如药品和手术费用，涉及长期治疗的预前、预中和预后阶段，且随着处方变化而变动。间接成本，如生产力损失，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重要影响。
确定CE Ratio线涉及多元因素，如国家财政实力和医疗保险水平，经济学家通过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VSL)和Willingness to Pay (WTP)来量化生命价值。然而，中国的法律对生命价值的量化存在模糊性，例如在司机与宠物狗事故赔偿问题上，这影响了公正性。
以乳腺癌治疗手段的经济性为例，Health Econ研究通过Markov Chain和Monte Carlo simulation等方法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国内Health Econ的研究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显滞后。加拿大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不多，但CADTH和CIHR的资助为其提供了基础。在中国，研究者面临诸多挑战，如地域差异、政策波动、数据封闭和资金短缺。尽管中央主导的改革理念有其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中，数据和资金问题成为了阻碍本地化研究的关键因素。
Health Econ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国家投入不足、数据缺乏（如政府、医院和药企数据）的制约，这阻碍了这一领域的本土化进程。为了准确反映Health Econ的全面内容，建议将其翻译为“健康经济学”，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一涵盖广泛议题的学科。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中的"Medical care's economic aspects"一文，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论背景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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