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朝核问题最可能出现两种前景：前景之一是如各界所愿，顺利实施“2·13”共同文件的规定，在近期关闭宁边的核设施，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前景之二是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始终处在口头上要解决，但实际上总是枝节丛生、争吵不断的状态下，问题长期拖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朝鲜不会轻易交出核武器，因为作为一种终极安全保障，核武器对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朝鲜意义重大，朝鲜不太可能以这种终极的安全保障换取美国一纸协议的不确定安全保障。即使朝鲜关闭了宁边核设施，但朝鲜拥有多处与核相关的核生产或实验设施，是否能全部放弃？同时，日本在每轮会谈时都会制造一些麻烦，似乎并不诚心希望事态的顺利解决，而按照常理来看，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应该有利于日本安全环境的改善，但日本国内一些极右翼分子怀有不理智的想法，谋求通过朝核问题搭乘“核武化”的便车。说到底，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断，五轮“六方会谈”的障碍多在美国，而布什及其下一任政府将采取怎样的对朝政策，现在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整个事态的判断上还是应抱以长期观察的谨慎态度。
从更宏观的国际战略的角度看，朝核问题不是简单的朝美之间的问题，而是中美朝三方之间的战略博弈，中国在此有切身的利益关切，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中美实际上在比试“定力”和忍耐力。
由于此次澳门汇业银行的资金转账问题最终由俄罗斯来解决，加之以前朝鲜多次越过中国与美国做交易，似乎不太理会中国的劝告，所以有很多人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被边缘化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中似乎有一定的丢分，但说被边缘化未免夸大其词，中国在整个“六方会谈”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无法取代的。朝核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只要能解决，不管什么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利大于弊。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于在意中国在整个事态中的地位与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及地区安全稳定才是问题的关键。
依我看，当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应该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面对两种发展前景，做好两手准备。二是避免有些人所担心的朝鲜彻底倒向美国。这种可能性虽然并不大，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准备。维护中朝友好关系有很多的有利因素，比如中朝之间的历史友谊、共同的战斗经历、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三是伴随着朝鲜核问题进入实质性解决阶段，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问题，这既与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紧密相关，也对东北亚地区维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将就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谈几点想法。随着2007年“2·13”共同文件决定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正式提上了政治议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安全机制安排，比如欧洲有欧盟、北约和欧安会。亚太地区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地区有东盟地区论坛和“10＋3”这样的对话平台，可是在东北亚地区，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地区范围的安全机制。东北亚地区是世界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重要地区之一，汇聚了中、日、俄三个世界大国，并且美国深深卷入其中，韩国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国家，朝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个性国家，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差别悬殊，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纠纷，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东北亚地区目前保持着世界上唯一残存的冷战结构，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严重不符，也无法解决当今东北亚地区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此重要而错综复杂的国际结构，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安全机制安排，这对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点来讲，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既然有必要性，下一步就要讨论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可行性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认为该机制可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东北亚各国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与合作的日益加强为建立安全机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本地区多数国家政府表现出了建立安全机制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经验积累使中国具备了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另一种意见是条件尚未成熟，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东北亚各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战略目标、身份认同和威胁定位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不具有可行性。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必要太拘泥于某些西方学者的学理逻辑，既然从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来看有建立的必要性，中国就应该全力推动，况且目前并不存在一个能完全阻碍安全机制建立的因素和势力，关键问题是如何定位东北亚安全机制。实际上，俄罗斯和韩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建议。
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学术界有关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及其功能的认识还不统一，甚至存在很大的误解。关于安全机制的定义很多，简单地说，就是旨在解决相关国家安全关切问题的一个制度化平台。在学术界，一般将国际安全机制分为外向型机制与内向型机制两种类型。前者针对来自机制外的威胁，类似于同盟关系；后者针对机制内国家的行为，旨在维护机制内部的稳定与和平（如欧安会和上海合作组织），乃至以建立一种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如欧盟）。
根据现有条件和渐进原则，未来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是：建立一个内向型的、以维护机制内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地区稳定为目标的地区安全机制。因为就东北亚地区来说，根本不存在外来威胁的可能，而建立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安全共同体无异于天方夜谭。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寄希望于安全机制能解决相关国家的根本生存问题，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国家间关系中的某些小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据此，我建议考虑两种建构方式：一是采取欧安会模式，即在承认机制内各种集团的利益及各种双边同盟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宽泛的对话机制。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安全论坛，旨在起到沟通信息、交流观点、加强互信、促进合作的作用。二是参照早期的上海合作组织模式，即在各参与方之间进行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建立东北亚无核区、维护边境安全、交流军队信息、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等。
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除了始终坚持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外，中国还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应该在“六方会谈”机制的基础上推进，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同步进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中国应采取积极参与、积极推动的态度，力求在某些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第三，循序渐进的原则。中国必须正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设立议题必须坚持由易到难的顺序，先从比较容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逐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基础，然后逐步扩大到错综复杂的传统安全领域。第四，坚持与中国的新安全观相一致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原则。第五，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有一种意见认为，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应该把美国排除在外，我认为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是不可取的。因为美国深深地卷入东北亚事务有它的利益关切，实际上美国已经构成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股势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不要说难以成功，即使建立起了某种制度安排，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要采取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态度，在两国之间搭建另一个沟通和对话的平台，这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李欣整理）
2.(1).中国有句俗语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这无疑是给复苏中的中国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兴奋之余，如何运用这笔巨额外汇储备，恐怕是摆在最高决策当局面前的一大难题。而在此之前有关的议论，可谓是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有：
一为“分红论”，即把一部分外汇分给老百姓，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刺激市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有专家分析说：如果把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势必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然后1万统美元外汇又回到央行，这相当于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如果老百姓把1万亿美元中的部分外汇拿到外国消费，不但没能直接刺激中国经济，而且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非常容易造成货币危机或通货膨胀，最终受害的则依然是中国老百姓。
二为“减持论”，即逐步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理由是：过多的持有美国国债与其它美元资产风险太大。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来计算，2002年-2008年美元证券类资产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在66%-74.75%。这意味着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而一旦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必将遭受巨大价值损失，因而“减持”的呼声不绝于耳。可减持的节奏与数额如果掌控不好，势必又将加剧美元贬值，到头又可能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这也是中国现阶段为什么力挺美元的根本原因。
三为“多元论”，即逐步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理由是：这样可以提高外汇储备“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显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战略思考。如何调整？其实温总理早在今年2月访欧演讲中己给出答案，就是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经济。同时，总理还表态说，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意味着巨额外汇储备今后不可能在美元“一颗树上吊死”，我们可以进口国内急需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可以鼓励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投资，可以增加对主权国家的信贷额度，可以扩大中方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或地区金融组织的股份与投资等等，事实上我们己经在进行类似的大胆尝试。从未来讲，推动形成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抑制个别国家独霸“世界货币”发行权所带来诸多风险。当然，“藏汇于民”也是一种潜在的选项，这就需要改进现行某些强制结售汇制度法律法规框架。
总而言之，掌握着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可以说是利弊兼有，利在为中国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增加国家的信用度；弊在客观上存在汇兑损益、投资损益与美元危机的风险。但不管怎样，“腰杆子粗了”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战略与策略上有了较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只要外汇储备这张牌打的好，中国完全可以化“危机”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使得外汇储备更好的为发展与稳定经济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冲击，都促使中国经济积极推进内部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每一次大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都往往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90和1991年中国经济的大幅回落，促使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体制创新带来的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长达五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繁荣局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1999年推行了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加入了世贸，为中国的企业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再次在2003－2007年为中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持续5年的两位数的增长。完全可以说，没有当时的艰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贸初期的开放冲击，就没有今天相对健康的银行系统和更为巨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转折时期。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这一次外部压力推动下完成向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新的巨大增长机会。要走出当前的调整压力，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的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的、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主义”。
在经济明显回落、担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业的增长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的同时，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电的行业，因为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垄断，因为严格的准入门槛，而使得很多社会资金无法进入，例如：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2008－2009年尽管对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铁道部门还是在重要的运输时期“依然还是一票难求”，而中国当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钢铁等原材料的库存增长和产能过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巨大的运输需求，为什么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和内需的增长点？关键还是铁道部门的垄断和管制。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会，打破这些能够吸收巨大就业和创造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在经历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又可能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中国经济将有希望迅速从危机中走出，展现新的局面。
如果说2008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下的大调整的一年，那么，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下，2009年则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这要求中国重新根据自身的优势重新布局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中国的企业也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调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资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走出调整形成新的推动力。
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做好三点：
1将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经济决定论思想指导下的30年GDP崇拜。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来就重要），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极差！一个不尊重学术、知识、不把教育放在心上，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的国家，发展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2全面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现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纳入议题的矛盾，要想解决，几乎都要涉及到体制问题。制度和教育都是重要的生产力。
3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与升级。农民工不能打了十年工依旧还是个农民。中国经济的巨量，科技贡献少之又少，很大原因是靠了吃祖宗留下的和抢夺子孙后代的。产业不转型，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就受到限制。第三产业才是解决中国巨大就业压力的根本之道。
4还债社会保障。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该是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的国家。可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食品质量、生产安全、环境等问题，几乎是把国民的基本生命权、居住权、教育权
3.（1）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问题与经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近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世界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由大涨转为大落，各国能源发展面临复杂形势。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印尼能源资源十分丰富，两国能源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双边能源合作，对于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促进两国经济和能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及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增加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入，刺激居民消费，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促进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保护生态环境、推动能源产业更好发展结合起来，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很大。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推进重点节能工程，实施循环经济重大示范项目，并将其作为下一步政府投资的重点。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进一步强化水和大气污染治理，积极防治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我们高度重视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保障能力。从长远看，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的能源需求还会增加。我们把能源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将进一步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强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积极发展电力，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序开工建设一批现代化煤炭矿井、大型核电项目、油气管网、城乡电网等重大工程，保证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中国能源资源开发潜力较大，有条件在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通过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
我们高度重视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近，中国实施了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成品油价格；同时，公布了成品油税费改革的方案，在清理和取消交通收费的前提下，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税额。这项重大改革旨在理顺价格、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规范税费、促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我们将继续深化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同时，深化能源企业改革，完善能源市场体系，加强能源立法，为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深化和拓展能源合作，有利于扩大双边经贸往来规模，增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有利于增加双方能源开发投资，增强能源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各自能源保障水平，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发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离开了国际合作，一个国家很难获得有效的能源安全保障。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协调合作，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稳定金融市场，维护经济增长，促进能源市场健康发展。深入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兼顾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利益，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维护合理的能源价格，确保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共同营造能源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加强能源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能源开发与节约的能力和水平。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在能源领域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并切实按照“巴厘路线图”兑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愿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稳定和应对气候变化。
（2）第一，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假设中国无法获得进口石油，对国民经济和军事安全均构成致命的威胁。中东、非洲、拉美等产油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都会对石油的供给产生冲击。敌对国家也会通过禁运等方式掐断一国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供给。
第二，油价的波动（Fluctuation of oil price）。石油的频繁波动或是持续上涨会对石油进口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进口成本上升、国际收支恶化、输入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等。对于像中国这样能源密集度很高的国家来说，油价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
第三，国际能源运输线的安全（Safe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 and pipe lines）。和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
第四，环境安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依然在中国能源消费存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维持在65%以上的比重。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是相当困难的。以煤炭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以及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运用上的滞后，使得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一方面利用效率相当低下，另一方面给环境发展带来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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