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07-22
本篇文章是针对当代文化研究者习惯把客体化的文化特徵，化约为仅是一种在多元文化论述下的身分认同策略，提出批评。作者从一个几乎是所有少数民族研究者都试图想去理解的现象—少数民族印象的客体化—出发，以1987年官方正式认可设立的「楚雄郅州彝族赛装节」为例，追溯舞蹈被客体化成为郅州彝族的民族特徵，是两个意义的指涉系统的冲突、和解乃至共生的过程，不仅是在多元文化政治下的民族认同策略，更是一个社群再生产如何面对国族想像的复杂问题。
过去的研究，一般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少数民族印象客体化的现象。一是从中国国族的角度出发，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面对多元文化的差异，需要一个可以展现一个文化分歧却又统一的中国国族的论述；二是从少数民族参与中国国族建构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藉由将民族文化特徵客体化的方式，可以在中国这个国族中取得一席之地，也通过这种非常后现代的方式，合理化自我民族认同与文化传统。作者基本上赞同这两种说法，不过他认为少数民族印象作为人们想像中国这个国族的一种管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像国族是一连串将国族客体化的过程」(p5)。作者采用Foster的观点，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想像的国族像东西一样，是被认为是限定在某个时空中的实体，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共同拥有这个国族，而少数民族印象其实是在复制这种特殊的国族与个人的关系。[1]不仅如此，这些代表少数民族的符号，也代表著人们能够以某种特殊的国族与个人关系参与想像国族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印象是少数民族在摆脱落后与迷信的污名之后，能够在后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想像国族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一种「能力宣称」。少数民族很早就是操弄此一民族印象的专家，也早就学会了参与这种自省式的文化政治所必须具备地观看本文化的眼光与将本文化客体化的策略，因此作者更要问：「对地方社群而言，这些客体化的民族符号是否还有另一种意义，连结社群与想像国族之间？」更明确的说，作者强调对人们而言，期待的夜晚与情人私通的兴奋与舞动身体所带来的满足感，才是人们要盛装舞蹈的理由，重要的问题是：到底什麼样的意义体系(regime of significance)，赋予私通的兴奋与舞动身体的满足感，成为人们不得不的盛装舞蹈的理由？
对作者而言，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则是透过参照体系来理解社会实践，然而作者更要强调，社会生活不只有一种意义参照系统，作者笔下的郅州彝族，就是摆荡在两种不同的意义参照系统之间，面对一个社会群体如何延续的问题。这两种不同的参照体系，一是指郅州彝族「传统文化」中，与社会再生产有关的象徵操作(symbolic operation)；一是指中国国族与社会主义论述中，对个人、群体与国族关系的先验假设。1987年楚雄州民委开始支持郅州彝族「赛装节」的举行，这个民族节庆的出现，是在八零年代以后，彝族菁英与地方官员共同发展「有彝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脉络下被设立。[2]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节庆是由当地民族精英首先发起，可说是郅州彝族对中国国族想像的「贡献」；实际上，这个节庆却是脱胎於30年代到40年代该地实行的「伙头制」中的仪式性舞蹈。[3]作者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脉络描述从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间，与社会再生产息息相关的仪式性舞蹈如何变成代表郅州彝族的传统文化特徵，在参与想像国族的过程中，也同时担负起郅州社会再生产的重责大任。
第一个脉络在说明两种不同版本的起源故事，其实是在两种不同的参照体系(regimes of reference)下，对群体的起源有不同的理解方式(p13)。「赛装节」的设立是一位在州政府工作的基层民族干部所提出的构想，他认为郅州彝族每年正月十五男女老少聚在一起盛装舞蹈，是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他所描述的「赛装节的由来」，成了日后官方版本的起源故事。不过，这个官方版本的「赛装节」由来，其实是来自於一个描述郅州彝族社群起源的故事，这个起源故事最后说明了郅州彝族社群为什麼要施行「伙头制」。[4]
不论是「赛装节」或是「伙头制」，两种不同版本其实都是针对已经成为传统的庆典仪式所进行的反思性叙事，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种版本都是人们意识或者是理解文化的方式，都是藉由描述一个遥远的过去来突显文化实践的正统性，也都是人们如何通过宣称社群的共同起源来定义社群身分认同的方式，那麼以上所述的差异，反映的是「对社会」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其中最大的差别，在於是「过去」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彝语版本中，社群的延续必须通过交换才能维持，因此人们必须透过仪式的方式，与另一个世界进行交换，来维系社会的再生产，在仪式的实践中，过去总是直接积极地参与现在的实践；在官方版本中，群体被视为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物，这个自然物因为拥有某些文化特徵，可以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社会的再生产也不就需要透过仪式的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只是在现在之前的某个时间点，而不主动积极的参与现在的实践。
第二个脉络是从舞蹈地点的移置，讨论两种意义参照系统的冲突。前一个脉络强调的是不同意义参照系统对社会的不同认识，也决定了人们所认知的过去如何参与现在实践的方式，第二个脉络则是要强调「传统」不必与某个地方的特性有关，但是人们所记得关於伙头制的过去，还是得发生在某个地方，而新设立的赛装节也还是得要有一个地方才可举行，因此，人们对一些地方与社会实践的记忆，总是在两种意义参照系统之间互相采借，围绕著社会再生产的主题。对郅州人而言，舞蹈的场合，不论是婚礼或是婚礼一样的轮伙头，都是与社会再生产有关的仪式展演。一方面，人们宣称要了解赛装节的舞蹈，就必须先了解过去还执行「伙头制」时，每年两次的公开的舞蹈场合，第一次是正月初一初二轮伙头时，在伙头家的院坝举行的仪式性舞蹈，第一天人们围在一起，彼此像姻亲一般，欢送代表生育力的「圣物箱」，第二天吃过卸任伙头的盛宴之后，人们聚在一起疯狂跳舞直到次日黎明，身体的接触提高了彼此变成姻亲的可能性；第二次公开舞蹈的场合是初十五在伙头立秋千处，倒秋千后的庆祝狂欢，天黑后男男女女蒙面加入舞蹈，也是男女自由交欢的场合。另一方面，解放以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彻底的改变郅州地区的社群组织，直接影响伙头制的进行，舞蹈场地被徵收，建起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合作社，文革期间，舞蹈更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可言喻的渴望，当一切迷信活动都被禁止时，仍旧有人偷偷地进行。往后的三十年间，舞蹈的场地总是因为政策的理由而一再搬迁。在人们的记忆里，公共合作社倒闭，卫生站关门，策划改变舞蹈场地的干部的不幸遭遇，都与违背社会再生产的意义有关。
1983年县政府买下原来年初十五跳舞聚会的场地对面的山坡地，作为舞蹈的地点，1987年赛装节正式成为郅州彝族的传统民族节日，由乡政府接管，直到1993年的意外，赛装节都在此地举行。这里原本用来「作祭」的地方，选择这个地点其实是不得已的选择，不过选择这个地点却也是因为此地的仪式性特徵，有再生产的意涵也是一个性别禁忌暂时不存在的仪式场合，符合赛装节舞蹈的欢乐气氛与再生产的隐喻。这个场地的选择，可说是人们在两种不同的意义参照系统之间，选择性的记忆与忘却和此地有关的过去，来符合现在实践的特性。虽然赛装节做为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徵，过去只是被动的参与现在的实践，但我们看到的却也是过去主动的参与形塑现在实践的例子。1994年舞蹈场地被移到了二十公里外的乡政府前广场，郅州人说没有人会去，因为郅州的舞蹈只能在郅州举行，1994年在没有官方认可支助的情况下，人们又在小学前的广场举行他们自己的舞蹈盛会。对郅州人而言，赛装节不只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活动而已。
为什麼是舞蹈？简单的回答，因为不论是婚礼或轮伙头仪式中的舞蹈，都扮演著一种转化社会关系的角色。过去的伙头制中，仪式舞蹈用来送走祖先的灵魂，也将祖先的灵魂送进新的家户内，好像婚礼仪式舞蹈把新娘的灵魂从父母家中送走，又送进丈夫家中一般，不仅如此，舞蹈还能够保护父母的灵魂，还能让人们不去想到已过逝的亲人而悲伤，跳舞为什麼会能产生这些作用呢？因为通过集体的身体律动，舞蹈唤起了人的记忆，超越单独的悲伤，而转化了人的记忆，在舞蹈的当下，开起了新的时空，也更新或拓展了原有的时空。就像唤出了新娘的灵魂，也转化了群体和群体社会关系，当祖先的灵魂，从一个家户到下一个家户，唤出了祖先的灵魂，不仅将共同祖先的血亲关系，转化成姻亲关系，也开启了下一个时空。
作者最后的结论，回应了不同的参照体系的认同模式，预设了不同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把过去实体化，一种从历史性认识过去(recognize past in its historicity)，当地方开始参与认同政治，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就不在只是被动与主动的二分方式，或者行动与地方结合，地方本身即为一种可见的再现，再现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或者与过去有关的社会行动只是在某个地方进行，却影响地方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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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民族」被以某种特定的习俗与传统的方式再现，一方面，这些习俗与传统被认为是某一群人所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徵，人们用想像国族的方式来想像民族；另一方面，民族的印象是用强调地区与人群、历史与文化差异的方式来想像国族。作者认为，这即是后现代的少数民族的印象。
[2] 简单的说，作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有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用政治的势力与科学化的研究方法，把分歧的区域历史与文化，都放在彝的类别内；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所兴起的「民族学」，不但在1983年成立彝族文化研究所，研究并教授彝族文字语言与文化习俗，泛彝族民族意识的兴起，而郅州彝族的赛装会，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出现。
[3] 伙头制原是解放以前郅州彝族为了维系社群生存所设立的，目的是用一个仪式性的社会再生产，来面对当时混乱的大环境，解放以后，被打压为迷信，一直到80年代开启的新兴起的新民族学，将少数民族文化视为是有价值的民族传统，「伙头制」才又不断地被许多彝族研究者提起。
[4]两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有三点：一、彝语版本中的两兄弟栽种谷物时所念的是现在仍在使用的仪式性咒语；官方版本中两兄弟只是在心里许了一个愿望；二，彝语版本中两兄弟栽下谷物后，一年后才返回；官方版本中，两兄弟数天后即返回原栽种地照顾谷物；三，在官方版本中，两兄弟定居此地后，他们的父母让他们在来年的正月十五选择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妻子，弟弟因喜欢本地的自然风景，所以喜欢会编织的女人，才有了赛装节的说法；在彝语版本中，两兄弟定居此地后，伙头制的起源，是与其它世界的仪式性交换。
(我不清楚是不是这篇..)
第2个回答 2007-07-26
题目:跳舞的傻瓜:政治和文化广场的"民族传统节日"
第一页是:1987年,民族委员会,楚雄彝族自治州,云南省 成立了"传统节日" ,在边远地区和配音,硬生生地,衣服节比赛( saizhuangjie ) . 两年后,事件已经证明成功的, 委员会庆祝国庆,在一家杂志文章作为旺盛,唯美兴奋, 政治无辜复兴庄"少数民族习俗" :